人生意义的时代追问世纪初期科学派与玄学派关

20世纪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大力推介科学与民主思想，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迅速取得了价值优先的地位，泛化成普遍的价值原则。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效仿古圣先贤的传统价值理念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倡导以科学主义作为新的价值原则重构国人的人生观，塑造适应现代化模式的新国民。

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一场探讨人生观的基本取向问题的科玄论战拉开了序幕，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以地质学家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当代新儒家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围绕人生观问题从各自的视角对人的本质、科学与玄（哲）学的关系、人生观的价值取向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重温科玄论战的内容，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价值取向的来龙去脉，正确评价科学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价值。

人的本质：“我”与“非我”

人究竟是生物性的存在还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所确立的人生观就会不同。

科学派认为，人像其他生物一样，都是物质元素构成的，“……概括起来讲，人便是外面止剩两只脚，却得到了两只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因此，人和动物相比，没有质的差异，“物同‘我’都是同样原质（感觉）所成功的复杂体，所以物同‘我’没有一个明显的，一定的，普遍的界限。…我们决不能相信有超物质而上的精神，与外相隔绝的内，或是离非我二独立的我。”，科学派认为人生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物质活动，是一个比较高级复杂的自然的生物发展过程。

但是，玄学派对此并不赞同。张君劢指出，就“我”本身来讲，“我”分为内外两个部分，“人之生于世也，内曰精神，外曰物质。内之精神变动而不居，外之物质凝滞而不进。所谓物质者，凡我以外者皆属之。”。这个“物质”又可以叫做“非我”，包括一切人和物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而“我对于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求所以变革之，以达于至善至美之境。虽谓古今以来之大问题，不出此精神物质之冲突可也。我对于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有所观察也，主张也，希望也，要求也，是之谓人生观。”。张君劢认为，人的自身活动可以分为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两个部分，物质活动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不变的，而人的精神活动却是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因此，“我”和“非我”之间的关系总处于变动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人的精神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人的精神具有改变现状的特质，可以不断突破物的限制，使人生不断向前发展，因此精神是“我”的核心所在，外在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存在而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说，这个“我”是精神的“我”，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呈现，精神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而且是非常个性化的，不可能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精确的概括出来，科学至多能对“我”的物质活动进行描述，而对于“我”的精神活动确实无能为力的，因为精神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潜能，不是死板的物质世界，不是客观的，而是纯主观的。

概而言之，科学派将人还原为生物性的存在，主张用对待物的态度对待人生，玄学派的观点则维护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科学派：被科学消解掉的玄学

科学派将科学与玄学对立起来，认为过去由于科学活动不发达，许多物质现象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玄学才会大行其道，现在，科学所构画的世界图景以其真实和合乎逻辑的特性，使许多过去不能解释的问题有了圆满的解答，完全可以代替玄学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玄学一是不具实用性，容易使人耽于空想，二是玄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不确定性，总是企图用神秘的精神的力量来解释世界，和科学求真的目标相抵触，必须坚决取消。总之，科学派主张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待人生，人生的目标是尽可能的满足人的物质欲求，科学已经完全满足了人的需要，至于所谓传统的形上的追求即玄学问题，是不必要的，而且已随着科学活动的兴盛而趋于消亡。

玄学派：科学与玄学分属不同领域，玄学不可替代

玄学派认为，科学和玄学分属不同的领域，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诸多的不同，科学主要是关乎物质世界的认知活动，以物理生命现象为研究对象，采取客观的态度，以求真为目的，科学要达到的目标是认识是否符合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而玄学主要是解决人的价值取向的问题，以宇宙整体为对象，是超物理界的，主观的意识很强烈，以求善为目的，主要关乎人的主观感受和道德行为的取向。玄学具有两个功用，一是形成对世界的整体看法，一是助人达于精神的理想之境。这都是科学不能作做到的，特别是后一个功用，超出了科学管辖的范围，只能由玄学来作为人生的指南。因此玄学是不可替代的，也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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