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節“論詩存史”與“注詩寫志”的書寫策略與

一、緒 論 近現代史上有一群知識分子，早年投身革命事業，或積極從事救國活動，迄晚年常常被視爲保守派，例如章太炎、黄節(1873～1935)等人，到底他們面對的是什麽樣的知識課題、人生困局，甚至是家國困境？ 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中，黄節是一位革命先導。曾於1901年與楊漸逵、黄漢純等人在廣州創辦“群學書社”(後改爲南武公學會)，1902年12月與鄧實在上海創辦《政藝通報》宣傳反清民族思想，並介紹西方文明；1905年1月與鄧實等人在上海成立“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爲宗旨，其後1905～1911年創辦《國粹學報》，揭櫫“保種、愛國、存學”的主張，大倡國粹，1908年參與革命詩派成爲南社一員，1917受聘爲北京大學教授，1923年擬出任元帥府祕書長，1928年爲改革教育，出任廣東省府委員，兼任教育廳長，卻因理念不合，壯志未能伸展，1929年辭官回歸北大校園任教。黄節面對時代新變，舊傳統仍未銷歇之際，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交接之際，其心路歷程起伏跌宕，頗值得關注。然而，目前研究黄節的情况大抵有數： 其一，傳略爲主，兼及學術歷程與成就。純以傳略爲主者，有周邦道《廣東省近代教育先進傳略》(廣東文獻季刊，1980)、陳敬之《黄晦聞》(暢流，1972)、冒鶴亭《黄節傳》(國史館刊，1947)、連寶彝《黄節先生傳略》(大陸雜誌，1965)等篇，以述黄節之生平傳記爲主。復次，有陳希《嶺南詩宗：黄節》(廣東出版社，2008)剖析其生命歷程之坎坷跌宕，兼述其詩歌及學術成果。陳慶煌《黄節及其蒹葭樓詩》(里仁，2001)先述其生平，再就詩歌分析其思想內涵、藝術成就，最末就並世詩家及後世詩人之影響立論。以上二書兼及論述其人與其詩歌成就。 其二，詩學與詩歌之論述。主要有三部分：一、對於詩學之論述，有劉怡伶《試析黄節的詩學理論與實踐》(國文學報，2006)揭示其詩學理論與實踐之照應關係；毛慶耆《黄節〈詩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0)揭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詩歌的開創性著作，具有奠基意義；王曉東《黄節〈詩學〉考辨》(暨南學報，2008)以版本對照方式分析《詩學源流》與《詩學》二種版本前後修訂的傾向，以管窺其詩學思想及批評精神。二、詩歌成就之論述，有張鵬、齊麗梅合著《不反江河仍日下，每聞風雨動吾思：論黄節的進步思想及其與漢魏六朝詩研究之關係》(語文學刊，2005)，揭示黄節始終以革故鼎新的進步思想爲主導，來考察其與漢魏六朝詩研究之關連性；常雲《心曲與對話：黄節的詩歌創作歷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0)揭示黄節歌詩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鏡子，也是黄節一生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三、對詩教觀的闡述，有殷悦《論黄節的詩教觀》(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2010)指出其詩教觀體現在以詩歌爲教化的信念之中，更反映出詩教傳統，以救國濟民爲理想；王少梅、李傑、莊静《黄節詩教觀的學術文化淵源》論述黄節以嶺南詩教文化爲手段，來唤醒全體國民主體意識的覺醒，從而對國家存亡有自覺的擔當。其三，其他。有陳澤泓《愛國未有不愛鄉：試析黄節編著廣東鄉土教科書》以説明黄節提倡愛國愛鄉、實踐教育改革的貢獻。李雄溪有《讀黄節〈詩旨纂辭〉小識》(經學研究集刊，2009)以論述黄節對詩經風詩之見解。 除此而外，1998年12月22日到24日在廣東順德市舉行“黄節學術研討會”，共有二十七篇論文，分别就生平活動、人際活動、詩歌成就、學術建樹等方向立論。 目前研究黄節的向度大抵如上所述，然而對於黄節的研究僅以片面方式來呈示其生平傳略或部分的詩歌成就，不足以豁顯其面對時局變亂之際，仍然用傳統詩學表述方式存在的立場。是故，本文擬藉此來探賾民國之際以傳統詩話方式及校注詩歌方式來表述存在的發聲利器，此中曲折心意，可管窺傳統詩話在民國時期被接受與拒斥的原因，進而觀察傳統詩學在白話文學逐漸興起的過程中，知識權力重新分配之下，新文學登場，舊文學似乎式微，在這種知識結構變易之下，黄節爲何仍以傳統論述方式來表述自己的詩學史觀，其意圖何在？黄節與陳寅恪同樣在民國時期各領一片學術天地，何以形成日後學界所謂的“陳寅恪熱、黄節冷”的情形出現？陳寅恪之研究日趨白熱化而黄節之研究一直是鮮人問津，其理何在？ 本文擬運用舒兹“生活現象學”爲論述基點，探討跨越帝國與民國的傳統詩學叙寫者：黄節，他如何凝視時移世變的時局，透過著述傳統詩學流變，究竟要圖繪出什麽樣的書寫的立場與心態？從方法學觀之，選擇研究方法往往與研究對象相關。研究方法就是一種檢視、觀察、理解、詮釋研究對象的一種通道、路徑，與研究者的價值信念及學術背景亦相關涉。就研究者而言，如何思考問題、反省問題、解决問題，其實就是研究者所關注的價值與意義的問題；就研究對象而言，如何被理解、詮釋、分析等，事實上是研究者的預設立場，所以如何被很好的理解與詮釋，完全以研究者的思維爲前導，至於步驟與程序、方法之操作與運用，亦是從研究者的主體意識的出發點。然而，無論是何種研究理論與方法，皆有其洞見與不見的地方，也會有其限制，如何很好地理解，是考驗研究者選擇方法理論的思維進路、價值與信念、關懷與關注。本文資藉舒兹“傳記情境”來研究黄節的存在感受，這是一種了解作者寫作情境的解釋系統。*然而如何有效且真確地理解作者的存在感受，卻是無法確實檢證的過程，我們僅能透過文本來重新體會與重構黄節的存在感受，以了解在世變之中迴轉於新舊文化之間的心意流轉與態度的曲折迂迴。 二、世變之下知識分子的婆娑身影 舒兹“生活的現象世界”揭示不同作者對治不同的生活情境，其背後透顯的是個人的生存欲望的開展與希求，我們可以追問：在相同的歷史情境及知識結構變易之下，不同作者所要處理與面對的人生課題是什麽？據舒兹所言，每個人都生活在共同的常識世界之中，必歷經誕生、工作、死亡等過程，並視此一世界爲理所當然的存在，終其一生以獨特的興趣、動機、欲求、期望、宗教、意識形態等觀點來理解他所接觸的世界，而理解這個世界必須進入這個世界的脈絡之中*舒兹(Alfred Schutz,1899～1959)著，盧嵐蘭譯：《舒兹論文集》第一册(Collected Papers Vol.1: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版，第30～31頁及該書《導論》第3～15頁。此即“傳記情境”之要義。，了解作者的“生活世界”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黄節是一位跨越帝國與民國，成爲一身兩世的接受者，其面對時局變異的心態如何調整與轉换？曾經積極引進西學，又戮力保存國粹，參加文學革命團體南社，又在上海開辦“國學保存會”，曾創辦學校，也曾擔任廣東省教育廳長；這些身份的轉换與轉變，呈現出一種逆流求存的態勢，最後甘心以傳統詩學的表述方式來傳述自己見證時代的意圖，這些相反相成而互相融攝的現象充斥在黄節的身上，即是舒兹“常識生活的基本現實”(paramount reality)所表述出來的“傳記情境”及其日常生活世界的意義與結構。 身處新舊文化交替、中西文化衝突的黄節，如何面對時代的鉅變。這種衝突並非一位黄節的衝突，而是代表那段時期知識分子的矛盾與衝突。民國時期，面對時代鉅變，傳統的詩話作者各有不同的仕隱選擇，例如趙熙以晚清遺老自居，郭則澐晚年避居天津，陳衍、錢仲聯、黄節等人則從事教職，以作育英才爲樂。這群知識分子或選擇隱退市朝之中，不問世事；或投入新政府，積極任事；或退回校園，執教於大學，以知識傳授作爲存在的立足點。這群作者的身份，大多是跨越帝國與民國，成爲一身兩世的接受者，其面對時局變異的心態如何調整與轉换？例如王逸塘曾是晚清的進士，進入民國以後，先後在袁、段、汪等政府任要職；再如王藴章爲前清舉人，官直隸州判，後爲新聞報編輯，又在上海開辦中國文學院，自任院長；郭則澐爲前清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進入民國以後，任政事堂參議、銓叙局局長等職。這些詩話作者身份的轉换與轉變，呈現出一種逆流求存的態勢，更甚者，有留學的吴宓，甘心以傳統詩話來傳述自己見證時代的聲音，這些相反相成而互相融攝的現象充斥在民國詩話的作者身上，各自表述不同的“傳記情境”。黄節早年積極參與國粹保存，甚至參加革命詩派南社，出任廣東省教育廳長，而晚年則回歸大學，以教書自隱，也以傳授傳統知識爲樂，與陳獨秀、胡適等人共事，卻形同陌路，其理何在？ 復次，中國詩歌史或詩學史多以清代爲末世，鮮少論述民國時期的古典詩歌與傳統詩話，而現代的文學史，又往往祇録新文學運動的健將。關注到晚清到民國這段世變的文學史，厥有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二書。錢基博之書，將現代中國文學史分作上下兩編，上編以傳統文學爲主，有“古文學”史，分從文、詩、詞、曲鉤深掘微；下編“新文學”史，從新民體、邏輯文、白話文鉤稽新文學發展的脈絡，是一本不廢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然內容未涉“嶺南四家”之一的黄節。復次，郭延禮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共分三編，第一編談啓蒙時期的文學，第二編論維新時期的文學，第三編談革命時期的文學，其中在論《南社其他重要詩人》時談及黄節，稱其“融合唐宋，拔戟天外，自成一家”，張松如主編的《中國近代詩歌史》在《流派論》之第五章第二節《革命南社詩派》論其詩：“格律精嚴而內容趨新，亦可稱是寓新意境於舊風格之中的聖手，介於新舊派詩風之間，反可兼得雙美，兼得雙贊”。從詩歌史觀之，郭、張二書皆稱贊黄節之詩歌成就，不愧爲近代嶺南四家之一，然而也僅關注到黄節的詩歌成就，對於其以詩話形式撰述《詩學》及校注魏晉五家詩，卻略而不提。這種現象，其實不僅是黄節一人而已，對於民國詩話之群體作者，詩學史往往闕而弗論，除了關注幾位耳熟能詳的重要詩話作家包括陳衍、王國維、魯迅諸人之外，餘皆鮮少論及。例如陸耀東主編之《近代詩學》即是；職是，本文以黄節作爲探論民國詩話之切入點，在承接清代傳統詩話之後，到面對白話文詩話(語體詩話)崛起之間，有著應承與新變的橋樑作用，值得探賾，蓋時代移轉，爲何一群知識分子仍然以傳統的詩話形式來表述自己在場、出席、發聲的過程中，究竟要傳遞什麽樣的寫作意圖呢？頗值得深探。 本文透過個别的黄節研究來管窺當時知識分子爲何共同選擇以傳統論述詩歌的詩話型式來進行時代的發聲，藉以爬梳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處境。黄節在創辦《國粹學報》、參加南社革命詩派的先進思想中，找到一個屬於他的學術史定位，是詩人，是學者，更是一位傳統與現代轉接過程中的凝視者。透過黄節，以小窺大，可探勘當時知識分子諦視民國、回顧帝國的心眼所在，最後以校注諸書抒發積憤的處境，可能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共同發聲的利器之一。在詩歌史分唐界宋的分流演繹過程中，黄節選擇與開展的表述型態、類别與義理內容如何？且身處動盪不安的時代，面對歷史的任務，究竟開發出什麽樣的詩學渠道，作爲導引後學契入、理解中國詩歌的脈絡？甚至，其校注五家詩集之意圖何在，是否可回扣其生命情境，進而理解其中的意義所在。 三、論詩存史：黄節《詩學》之論述向度與義理位階 黄節，終其一生，凡六十二歲，前後二次曾在北京大學任教，達十五年之久，《詩學》及校注各書皆是當時的上課講義，最後講顧炎武詩痛哭流涕，課程未終而亡，其身世感蕩於焉可見。盱衡中國近代詩學史之流派紛呈，有維新派之康、梁、黄、曾等人，有宋詩派之同光體陳三立、陳衍諸人，有六朝之王闓運，革命南社之柳亞子、馬君武等人，有新派詩話之魯迅等人，黄節身處這個詩學的歷史浪潮中，呈示什麽樣的詩學路向？蓋黄節撰寫《詩學》作爲發皇理論之根據，其初心所在，意在建構自己論述詩學的史觀，如何綰結“撰寫”詩學理論與“校注”魏晉詩歌集之間，作一個很好的鉤連，需要重新省視其間的意向性。 黄節論詩意見，首重“詩義”，次闡“詩辭”，進階層述，將中國詩歌流變史重新衍發一遍，糾舉重要的風格與作家，冀能伸展詩義，作爲家國興微之所託，其用意甚深，於此可見。 (一)詩之義：理性情、伸時義 詩論有何重要？爲何黄節歷經東渡日本、從事革命、組織國學保存會、創《國粹學報》、參與南社等事功，在繁華落盡之後，回歸北大教書時，以《詩學》作爲上課講義，同時，也將《詩學》視爲重要的理論，其論詩意見爲何？其云：“《詩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夫‘詩教’之大，關於國之興微。而今之論詩者，以爲不急，或則沈吟乎斯矣，而又放敖於江湖裙屐間，藉以爲揄提贈答者有之。詩之衰也，詩義之不明也。《詩序》：自《鹿鳴》以至《菁菁者莪》，述文武成康之治。治之以生人之道，所謂義者而已。記曰：詩以理性情。人之情時藉詩以伸其義，義寄於詩，而俗行於國，故義廢則國微，奈何今之論詩者以爲不急乎！”*黄節開章明義揭示詩義，由是可知，其論詩意見上承《詩序》而來，重視詩義的教化功能。 蓋黄節重視“詩教”，是“關於國之興微”，此一説法秉承《詩序》政教説法而來，揭示詩歌可以宣洩人之性情，“義寄於詩，而俗行於國，故義廢則國微”黄節認爲詩歌的重要性與國家興廢有關，此意寄在“義”中，此“義”指詩歌的義理內容，此一內容必定有政教功能者，纔能負載風俗國教之義。也正因爲承自《詩序》的教化功能，對詩的重視，自是不言而喻。而今人論詩卻祇在沈吟之間，忽視其對家國、風俗移易的效能，致詩義不明，是詩衰之原因。 (二)詩之辭：勢之推進與衍異 詩“義”，是詩歌的內容、內涵與義理，而詩“辭”則是詩歌發展的形式變化，對黄節而言，並不存在貴古賤今的説法，反而揭示“詩之義存乎三百，而辭則與世而移”，進而引用顧炎武的説法，指出《三百篇》之後有楚辭，其後再有漢魏、六朝、唐宋等詩歌之發衍*黄節云：“雖然，詩之義存乎《三百》，而辭則與世而移。顧亭林曰：‘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又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然則學詩者祇求之三百，抑豈能盡其辭者乎？’殆亦亭林所不許已。”揭示詩有“義”與“辭”之不同，如果祇從《詩經》求義及辭，則非能深知詩歌之演變之勢。，復次，再論詩歌形式的發展進程，是由《詩經》三百篇，演爲《楚辭》之七言體，再衍而爲七言體、五言體等，這是詩歌流變的進程，其云：“經學所説詩，求其義者也，兹編之講習，求其辭於後世，而衷其義於三百者也”明白指出詩經之義與辭的關連性及功能性，又云：“是故學詩者於三百求其義，於楚辭以降求其辭，由是引諸吾身，以稱情而出。”明白指出經學家説詩，是探求詩歌之義理內容，而黄節撰寫此篇《詩學》則是繼《詩經》之後，將各朝代詩歌之“辭”加以發皇説明之。並藉由劉禹錫之言，指出詩歌是：“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文。”進而揭示“詩教寖微，國故垂絶，願與邦人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廢者歟？”由是可知，黄節重詩歌之功能與《詩序》、漢代重教化及劉禹錫“詩教説”相呼應。於焉可知，黄節論詩的取向，偏重詩歌的義理內容及其功能性，至於論各代之詩，則衍其辭之發展而立説。 (三)詩學之源：三期分派説 “詩歌”與“詩學”之內容及發展略有不同，前述爲詩歌之“義”與“辭”之關涉，黄節進而論述“詩學”，大約將其進程分作三個階段來説明： 1.詩學之初期 黄節以歐陽修所説爲尚，指出《詩經》：“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因爲是述功德，乃有爲而作，故而視爲“詩學”之初期。*黄節引用歐陽修之言云：“歐陽廬陵曰：‘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是故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未若頌之立爲專體也。’詩之有學，此其初期也。”何以如此呢？蓋前述黄節重詩歌之功能性，故而從《詩經》中的“頌”詩揭示其作用在“述功德”此即是“詩之有學”之始，而其他詩則觸物比類，宣發性情而已，未若“頌”詩是一種專體，所以視爲詩學之初期，此一認定，是重在詩歌功能與目的。 2.詩學之中期 黄節論詩學之中期，發端於春秋之際，諸侯大夫以誦詩、賦詩言志，“稱詩以論其志”，並呼應孔子所云：“不學詩，無以言”的説法，而成爲詩學之中期。*黄節自云：“班孟堅曰：‘言感物造，材知深美，可與圖事也。’降及春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詩之有學，此其中期也。” 3.詩學之後期 黄節指出賢士失志作賦，以達諷諫之意，是有古詩之義，遂以賦作之興，視爲詩學之第三期，其云：“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云：班孟堅曰：“春秋之後，周道濅微。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是故詩學之興也，其後期則成於賦乎？姑舍義而言其學，則其流雖分，而其源則合，學詩者可以深觀矣。 臚列此三期的意義何在？蓋指出詩學是有爲而作，首爲“頌”體用來歌功頌德述志之作，次爲賦詩言志，使詩歌有了言外之意的表述與引用，三爲“作賦以風”，明白地指出詩歌功能性在諷諫上見效。如此言詩學三期進程，再加上前述的詩之“義”與“辭”之宥别，則更見黄節用心所在，是承《詩序》而來的政教觀，意在發揮詩義的功能説。 (四)論詩存史：與世推移之詩史建構與新變 黄節在《詩學》論詩之“義”與“辭”以説明二者之內容與功能性之後，再論詩學發展三個階段以説明詩義功能的政教觀，其後，續論詩之“辭”的發展進程，以建構自己的詩史觀點，此一觀點，非沿承“復古”觀念之“貴古賤今”而來，而是與世推移的文學觀，正向面對各種詩歌體式之流衍，並揭示各體詩家之特長及其風格特色，以納入自己建構的詩學史觀，冀能圖構中國詩歌流變史，其論述策略，依據時代先後爲序，層層抽繹出各體詩家之長處，進而揭示其風格及特質，以與詩學脈流相衍相濬，論述依時推進，分作六個階段推衍： 1.論漢魏詩學：以五七言爲主 論漢魏詩學，首先論“辭”之衍進，包括四言到五言、五言到七言，乃至於六言八言九言之流衍，使中國“詩辭”演變大勢兼賅其中。論五言體，首先揭示《詩經》四言體簡奧乃成，而離騷又過於繁雜，遂創爲五言句*漢之初，去三百篇未遠，作詩者猶重四言。如相如《封禪頌》，傅毅《迪志詩》，可稱頌也。此西漢之詩源於三百者也。難然，已不復能抗行三百矣。詩體至是，蓋不能不變。，其源於詩經之四言，而變化之，進而約化離騷之繁富而爲約簡。 論七言體，始自漢武帝之柏梁臺聯句；復次，論六言體，是變化詩騷之“兮”寫而來，再論漢人文賦及書牘常用者，是以文多而詩少，故而少有其傳者，至於八言體則有東方朔能爲之，但是今已不傳。 論九言、十言，揭示音聲闡緩，不協金石之聲，故而鮮有其傳。 職是，論詩歌之體式，雖有四言仍至於十言之變化，仍以五七言爲源流之大者。*嚴滄浪：“風雅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五言詩者其源實導於三百，而欲變離騷複雜之辭者也。觀三百篇中，若“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彼有不獲穉”“此有不斂穧”……皆五言連用，殊未以爲全篇。離騷文辭複雜，五言句實不一二覯。西漢之初，學者既憚乎三百篇之簡奧，而又以離騷過爲繁雜，乃創此體。復次，又云：“七言之興也，亦始於漢武……至後漢張衡作四愁詩，而七言之體益著。此七言詩所由興也。五七言既聯翩而起，其後别自爲體者，又有八言、六言兩體，見之漢書。八言則東方朔能之，本傳謂有八言七言，上下是也，然今已不傳。” 2.論六朝詩學：逆溯源流 黄節論六朝詩學，重在各種“辭勢”的演變過程。其一，首論五七言之肇興，是中國詩學源流以此爲大。繼而論述五七言之各體之變化，先論五言詩歌押韻之變化，從兩句换韻到四句换韻，最大轉變在八句同韻，這種變革，對唐詩律化有影響作用。其二，再論六朝五言詩，是由古詩，進而創爲後世五律、五絶、五言排律等體式之不同，其源流皆可溯於此。其三，再論七言詩，七言詩有變體之始亦源自六朝，並推稱六朝之詞藻，上承漢魏，下開唐宋，詩之體格，皆備於六朝。 以上爲詩歌“辭體”之發展概况，至於六朝詩家，黄節如何論述呢？魏晉之間，稱美阮籍，别爲一派，可與曹植相匹敵。阮籍之後，稱美陶淵明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是《詩經》三百之遺風。 黄節論宋代詞人，則以謝靈運、鮑照爲首。而謝源於陳思，鮑源於二張，若謝混、謝贍、袁淑、王微、王僧達源於張華。 論蕭齊之際的詩人以謝朓能獨步當時，而追溯其源流，則出於謝混。至於梁代文風鼎盛，稱美江淹、何遜，足爲當時的雙雄；沈約、范雲、吴均、柳惲，略可以相羽翼。其次稱美謝朓，而沈約則憲章鮑照，其源出於鮑照，皆可逆溯。 論陳代以徐陵稱首，北周以庾信爲佳，至於隋代則以楊素沈雄華贍，風骨甚遒，已開闢唐人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之軌轍。 復論七言詩歌之名家，六朝惟鮑照一人，以遒宕稱美。梁武、庾信亦自靡麗，然若溯其源流則不若五言詩歌之源遠流長。 黄節乃編製五七言之源流表，以見其梗概，此一源流表，大抵承自鍾嶸《詩品》而來，其論述亦承其説而發衍： 國風 小雅——阮籍 楚辭 論列六朝詩家之源流，意在確立典範，此一源流表，與《詩品》相應合，其目的在逆溯源流。 3.論唐迄五代詩學：舊曲新聲各有所善 唐代之前的各體詩歌完備，迄唐代則是充分發揮創作的時代，黄節云：“自五七言、古近體既興，於是唐之作者多兼治之，或兼長，或各有所長。” 又將唐代詩學的時代區分爲四個階段，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爲初唐，由開元季年至代宗大曆初爲盛唐，由大曆初至憲宗元和末爲中唐，自文宗開成初至五季爲晚唐。此一分法，亦是牢籠於明代以來對四唐的體認。 在分述初唐詩家時，推舉四傑與文章四友，其云：“四傑秀於前，文章四友名於後。”並揭示初唐風格傷於綺靡，有張九齡及陳子昂起衰救弊，變魏晉梁陳頽靡氣格。 論盛唐詩歌，首推李白爲天才神逸，高遠自然，論杜甫之詩歌成就，則借助元稹之語，稱美其宏力厚畜，獨得古今體勢，論王維則精渺，李質則爲沖秀，高適沈雄，岑參奇逸。 論中唐詩人，大曆十才子稱美錢起爲佳，稱劉長卿“悲婉痛快”，二人合稱“錢劉”。除此而外，稱韋應物“古淡”，稱柳宗元“峻潔”，韓愈則好奇，孟郊則“硬語盤空”，稱盧仝、賈島因爲奇崛而失之澀僻，卒不可讀。稱元稹、白居易以“易讀易解”爲創作基底，元白以淺易詩風來矯正韓孟之澀僻。至於李賀之詩歌風格爲“骨力勁險，工於琢句”，而張籍、王建則專善樂府，或舊曲新聲，或新詞古風，皆有所善。 總論晚唐詩風爲“沈雄深渾之詩絶響”，分述詩家之失則揭示温庭筠傷“綺靡”，李商隱傷於“纖穠”，甚至流行“無題”之詩，使詩風丕變。 盱衡觀之，黄節對於唐代詩風稱贊初盛中唐各有一代文章，唯獨晚唐闕如，其云：“觀夫唐一代之詩，初唐有陳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關乎一代文章風氣者，至晚唐而闕然。”黄節未能愛賞晚唐綺靡艷麗風格，於焉可知。 4.論宋代詩學：從風格論才氣短長 黄節論述宋代詩學，主要是沿著詩歌史的流衍立論，揭示西崑體“辭務研華”工於組織，有優伶撏撦之譏。論蘇舜欽“平淡豪俊”，稱梅堯臣“旨趣古淡”，一反西崑窠臼。稱美歐陽修之歌詩是以韓愈之後第一人，不僅文學昌黎，詩歌亦然。稱王安石之詩“整高體下”，蘇東坡之詩則爲杜甫、韓愈之後第一人，諸體皆工，尤其七古爲善。而蘇轍之才不如蘇軾，不過其七言詩可誦而氣體之蒼莽則過蘇軾。稱黄山谷雖出於蘇東坡之門，但是脱胎於杜甫，天姿高卓，筆力雄放，自闢庭户，可與杜甫配食，尤其晚年謫宦之後，詩力更精進。至於陳師道之詩，則“多怨而不失其身”。 論南宋之詩歌，以楊萬里及陸游能傳江西詩派一脈，而四靈則是詩風力追晚唐，可以矯正江西詩派的流弊。其後之詩人，大抵可以稱美者有范成大，中年以後，骨力漸遒，追溯蘇黄遺法。姜夔之詩則清而密麗，汪元量，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而謝翱爲宋亡之後的詩歌，展現遺民詩之淒惻動人。 黄節論宋詩，顯然是從風格論各家才氣短長。 5.論金元詩學：詞不雅氣不清 黄節指出遼國之詩學，無足稱述，迄金代祇稱美元好問一人。元好問以詩鳴於世，可直配蘇黄，而元遺山亦是江西派的支流苗裔，以五七言古近體爲工，樂府詩亦工，詩集中有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此皆宋以後所未有，是能成一代之詩。 論元代之詩歌，首推劉因，亦屬江西支流苗裔，雖生於元，然以身爲中國民族，不肯仕元。元代四子當中，稱美虞集與楊載二人，至於范梈、揭徯斯等而下之，不予論列。其中，揭示虞集以蜀人而學東坡之詩，詩風亦雅近東坡。楊載詩有法度，一洗宋季之陋，風規雅贍，雍雍有元祐之遺音。 黄節揭示虞集之外，元代尚有吴萊可與相伯仲，其詩歌長句瑰瑋有奇氣，雖疏宕或遜前人。至於楊維楨以樂府勝，縱橫排奡，自辟町畦，能矯正元末追效温庭筠體之柔媚旖旎的小詞風格。雖然吴萊、楊維楨力追唐代，卻未能臻至元遺山之成就，詩至元代而衰微。 盱衡黄節對元代詩風之評，揭示：“文章與風俗隱隱相繫，元代風俗遠遜宋時，故氣不清則詞不雅，此必至之勢也”。於焉可知其對元詩之評價貶意甚深。 6.論明代詩學：步趨唐軌 黄節論明代詩歌，以步趨唐詩軌轍爲要，其成就祇能與元詩相伯仲，而比宋詩遠遜。明初詩家有高啓、楊基、張羽、徐賁，號稱四傑，而臺閣體：李東陽以宰臣主持風氣，比之宋初楊、劉諸人更爲不足觀。至於李夢陽則力主“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是屬於句摹字擬，食古不化之人。雖學得杜甫之詩，然而失其真。何景明與李夢陽同主復古，詩歌諧雅，後七子，其失於沿襲，比前七子不如，摹擬之風至此既極，一變而爲三袁。公安三袁之中，袁宗道論詩於唐好白樂天，宋人則喜好蘇軾之詩，故而名其齋稱“白蘇”。袁宏道的詩風清新輕俊，學者從之，稱爲公安體，但是戲謔嘲笑，間雜俚語，有空疏之弊。公安之後，爲竟陵派，鍾惺、譚元春矯三袁之弊，變爲幽深孤峭之詩風。竟陵之後是嘉定四先生，有唐時升、程嘉燧、婁堅、李流芳四人，是用來短正前面諸流派之失，然而失之纖佻，故而黄節稱明詩至嘉定四先生則衰弱不振。 統整觀之，黄節論述歷代詩歌流衍，大體不出我們對詩歌史的認知。黄節以《詩學》作爲授課講義，莫不是透過構中國詩歌史之建構，以形成學習的典範，令後學可遵循，此一策略，意在建構詩史，以作爲學習的矩範。整體而言，是以“論詩存史”的方式建構中國詩歌史的圖像，將歷代詩家典範衍成重要的學習典範，以此爲脈絡，發衍成爲中國最堅實的矩範。 以上論列各代詩家名流，或追溯其源，或流衍承傳，意在闡發中國詩歌的流脈，以建構中國詩史作爲學習的典範，而此一流派之建構，六朝之前，大抵沿承鍾嶸《詩品》之説，其後亦順著清代諸人，例如沈德潜等人的路向開展而出，並無溢出其説，故而平整論述，首論各體“辭勢”之發衍，繼論重要作家及風格，使中國詩史的脈絡，得以開展而出，且加上自己的褒貶之辭，以見興衰之流變。 四、注詩寫志：黄節校注詩集之意圖及其美感取向 黄節編纂校注詩歌有六書，一書爲《漢魏樂府風箋》，五書爲詩家别集選注，有：《魏文武明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詠懷詩注》《鮑參軍詩注》《謝康樂詩注》等書；另有《詩旨纂辭》是闡發《詩經》風詩之作。黄節孜孜矻矻選校上述諸書，到底要表述什麽樣的詩學理念與意圖呢？名家甚多，何以多擇取六朝詩家？是亂世之中别有憂懷之意，欲以六朝歌詩作爲美學典範，抑或是爲自己感蕩身世作寄託？是故考察黄節校注漢魏風詩及五家注的意圖，進而可再深入探究其撰寫《詩學》之關連性與美感取向。 (一)《漢魏樂府風箋》：觀風俗厚薄 爲何黄節要箋注漢魏樂府風詩呢？其在《漢魏樂府風箋序》中自云：“兹篇所采，皆漢魏樂府‘風’詩，故曰：‘風箋’……”*此序成於民國十二年二月。見《漢魏樂府風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版，第2頁。何以獨採風詩呢？蓋黄節認爲漢代開始將“聲”與“詩”分判，於是造成“樂府”與“詩歌”各自流衍，而“雅詩”及“頌詩”各自亡佚之後，祇獨存風詩可歌，於是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此皆風詩，由是可知，黄節重視“風詩”的音樂性與民間性格，承前所述，黄節非常重視“辭”與“聲”之合軌，但是，後來辭與聲分流演繹，則宜乎其不得相合。重視風詩的目的何在，蓋重在“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之薄厚云”的效能，同時黄節對風詩之重視可從其按語中發現： (二)《魏文武明帝詩注》：明詩家旨趣 黄節注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三帝，首列文帝二十八首，次列武帝二十三首，再次爲明帝十三首。*黄節注：《魏文武明帝詩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版。所選詩特能觀察幽微心思，例如注武帝《短歌行》云：“惟對酒當歌一篇有本辭，其意不盡言及時爲樂，觀篇末用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語則是與周西伯昌篇意同。”(頁63)深能揭示武帝有治世之憂懷。再如文帝《短歌行》題解注下云：“是時武帝纔數月而文帝縱樂如是，乃知此詩詞雖哀切而全屬僞飾也。”洞識詩中“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是虚飾之詞(頁2)。注文帝《丹霞蔽日行》之題名乃取古辭楊柳行之意，有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之義(頁15)；再如《釣竿行》注云：《古釣竿行》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吕望之佐以濟大功致太平也，是魏文此篇當比傅玄。”(頁22)。 黄節論明帝《短歌行》採用朱乾之意，揭示夫婦之倫反覆不終：“讀長短哀失群之孤燕，知其有悔心，讀短歌喜翩翩之雙燕，知其有嬖心。”*黄節注：《魏文武明帝詩註》，第94頁。發其幽微心意。 這些注詩，最重要是能發掘作詩之意向性，不陷落在字詞、訓詁、章句之解釋而已，用來明示武、文、明帝之作意，能洞識幽微，發其潜隱深意。 (三)《曹子建詩註》：百世可思 黄節對曹子建詩歌特有偏愛，在北大任教期間曾二度講授其詩，一度因病幾死，後又重新選注該詩*黄節云：“壬戌之秋，余在大學説陳王詩，始爲之注，其時學校常輟學，既委講未卒業，逾年余箋漢魏詩，采陳王樂府諸篇注之，亦少具矣。閲五年，丙寅秋，復説陳王詩，乃重爲之注，甫及半，余大病幾死。自丁卯正月迄夏而瘳，弱不任講終，暑期解學，是秋余謝校事，遂使諸生闕然於陳王之詩，甚慊慊也，入冬體氣復元，檢昔之所爲注，重復理之而削綴者又十之四五，至歲除而畢。”見《曹子建詩注》“戊辰春正月四日”之《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版，第1頁。，雖歷時綿長，然特别偏愛陳王之詩的理由何在呢？蓋黄節特重陳王詩歌所展現的教化風詩，故而在《曹子建詩注·序》揭示：“余何勤乎陳王之詩也？陳王本國風之變，發樂府之奇，驅屈宋之辭，析揚馬之賦而爲詩，六代以前，莫大乎陳王矣，至其閔風俗之薄，哀民生之艱，樹人倫之式，極情於神僊，而義深於朋友，則又見乎辭之表者，雖百世可思也。”*《曹子建詩注》，第1頁。指出曹植詩歌是國風之變。因黄節身處世亂之際，對於亂世的詩歌特有感會，故而極推曹植作品是“閔風俗之薄，哀民生之艱，樹人倫之式”是承毛詩序之詩教説而發衍，其深情密意於焉可見，尤其大發感慨云：“後之讀余是注者，儻亦有悲余之悲陳王者乎？”期待後世有能深知自己悲慨陳王之悲意者，此正是校注陳王詩歌作意所在。 黄節揭示後世能知曹植詩歌是國風之變，以詩教爲範，重在曹植詩歌的功能性，而曹詩果真是憫風俗、哀民生、樹人倫之作乎？遂取詩和樂府共七十首爲之作注。選注陳王之詩，非無意圖，主要以陳王詩歌之功能爲導向，意在表述： 嗟夫，陳王詩曰：“孔氏删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余讀之而悲，蓋悲乎人之不如鱗蟲，自昔而然也。 (四)《阮步兵詠懷詩注》：以史言詩 校註阮籍之詩，成《阮步兵詠懷詩注》*《阮步兵詠懷詩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版。一書，內有《詠懷詩八十二首》，前有諸宗元序及自序。 諸宗元《序》云(乙丑臘中)：“若阮公之詩，則小雅之流也。憂時愍亂，興寄無端，而駿放之致，沈摯之詞，誠足以睥睨八荒，牢籠萬有”。特能意會阮籍之詩，非無端而作，故就其詩益以箋釋，欲意辨其志趣，標舉單詞，明旨慎擇，以見阮籍之詩頗有深意，多憂時愍亂之意，但因興寄無端，難以解讀，欲辨其志趣，唯有洞識喪亂之源，方能審其遭逢，通古今之變，故而以三年時間甄綜衆説，以史言詩，完成阮籍詩注，實則是藉阮籍之詩來自澆塊壘。 黄節《自序》(丙寅正月二十日，宣武城南寓齋)又云： 世變既極，人心益壞，道德禮法盡爲奸人所假，竊黠者乃藉辭圖燬滅之，惟詩之爲教最入人深，獨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饑渴，余職在説詩，欲使學者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於人之爲人，庶有裨也……鍾嶸有言，嗣宗之詩源於小雅，夫雅廢國微謂無人服雅，而國將絶爾，國積人而成者，人之所以爲人之道，既廢國焉得而不絶……余亦嘗以辨别種族發揚民義垂三十年，其於創建今國，豈曰無與？然坐視疇輩及後起者藉手爲國，乃使道德禮法壞亂務盡，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詩莫繇，天下方毁經又强告而難入，故余於三百篇既纂其辭旨，以文章之美，曲道學者蘄其進闚大義，不如是，不足以存詩也。今注嗣宗詩，開篇鴻號……嗣宗其小雅詩人之志乎？故余於其事不敢妄附於其志，則務欲求明，不如是，不足以感發人也…… 此段自序最能抒發其《詩學》與注疏諸書的初心。黄節論詩，重在詩歌的作用性，對家國而言，在亂世亟思重振，對個人而言，則在感發小雅詩人憂憫時局之心情。不僅論阮籍之世，亦論當時發揚民義之意，遂以詩歌重振禮法道德，先有三百篇辭纂，後有注詩之諸作，意在求明詩，以感發人心。故而，黄節注阮籍《詠懷八十二首》時，題下注云：顔延之曰：“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李善曰：嗣宗身仕亂朝，恐罹謗過，因兹發詠，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並以案語指出：晉書本傳記載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又揭示：阮籍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斯則詠懷之作所由來也。而臧否之情託之於詩，一寓刺譏，故東陵吹臺之詠，李公蘇子之悲，園綺伯陽之思，高子三閭之怨，遞見詩中。此即是李崇賢所謂阮籍詩歌多隱避者。而陳沆也説：阮公憑臨廣武，嘯傲蘇門，遠蹟曹爽，潔身懿師，其詩憤懷禪代，憑弔古今，蓋仁人志士之發憤焉，豈直憂生之嗟而已哉。” 黄節臚列顔延之、李善、陳沆之説，是知其意在發言玄遠，以表憤憤不平之心。 又在《詠懷詩八十二首·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詩歌之下其下注：“何焯曰：籍之憂思，所謂有甚於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揭示阮籍詩歌非無謂而作，其憂思，非注家所能知者，黄節對於詠懷八十二首之説，採輯各家之説，指出阮籍之詩，非一時之作，一首必須以一首讀之，不能强將八十二首牽强貫穿説詩，若指上中下各詩之間，各有所指，皆非能知阮籍詩旨者，此乃黄節與前人所論不同之處。 (五)《鮑參軍詩註》：睹世變而注詩 黄節選注《鮑參軍詩註》共四卷，乃據錢振倫注釋再予以補注集説。書前有虞炎《鮑照集序》、張溥《鮑參軍集題辭》、錢振倫《序》等作，其中張爾田《序》(癸亥年撰)云：“順德黄子晦，聞劭敦行，學無所不闚，而獨昌於詩，其詩歷宋之後山、宛陵諸家，盡規其度，又浸淫於漢魏六朝古樂苑被聲之詩，得夫古所謂風者而好之，悉發篋藏，闢幽鐍，創爲之注，融澼金膏，芟擿孔翠。”*《鮑參軍詩注》，臺北華正書局1975年版，第6～7頁。指出黄節好古風，出入陳後山、梅堯臣等人之間。 又順著張爾田所云，揭示善作詩者，未必善注詩；而賢人君子睹世變而知作詩無益遂不復作詩，致使“玄黄閉，情靈雍，民之揫傷癄抑”，乃至於舉世嘆詩無益而不復作詩，如此一來，於世何益？黄節乃窮力疏瀹詩學以恢復詩教。 黄節又在《鮑參軍詩補註自序》(癸亥十二月撰)揭示鮑照之作，用典隱晦，而章法奇變，皆意有所指，例如卷一，《樂府·採桑》：“……盛明難重來，淵意爲誰涸，君其且調絃，桂酒妄行酌。”校注引吴摯父曰：“孝武宫闈凟亂，傾惑殷姬詩，殆爲此而作。”是以揭示作詩的本事爲主，再如《代蒿里行》校注引吴摰父曰：“此當爲孝武挽歌，天道與何人，蓋爲明帝之殺廢帝而作。”凡此黄節皆用以知時變迂迴感蕩心志而注詩，回叩相同的時代情境。 (六)《謝康樂詩註》：寓寄本事 黄節選注《謝康樂詩注》，其意何指？黄節《謝康樂詩注序》自云：“……余自辛酉爲謝詩作注，據宋書本傳，考其詩，知弱侯所編後先失序，乃次康樂之行事重編其詩爲四卷，注成已閲四年，甲子夏復爲删補而點易者，又十之二三，蓋已三易稿矣……”是知該書向爲黄節所重，故而四年三易其稿，其重視可管一斑，其後又云：“嗟夫，康樂之詩合詩、易、聃、周、騷、僊、釋以成之，其所寄懷每寓本事，説山水則苞名理，康樂詩不易識也，徒賞其富艷，唐宋以後淺涉其樊者知之，近世若汪師韓不解謝詩，所著詩學纂聞，至以玅辭目爲累句，世士惑焉，由此觀之，康樂詩之散亡亦坐不爲人識，嗟夫，非無故也。”揭示汪師韓注謝詩，祇是以妙辭視爲累句，不知謝詩深有本事，寄懷其中，所以後世指其富艷難蹤詩風是淺涉其詩者，不足爲式。 黄節甚至在詩歌之下注釋，另有會意，例如樂府《善哉行》，注云：“此詩用之反言若正，皆歎晉宋君德之衰也。陰灌陽叢，凋華墮萼，言陰陽雖生物，而物不能自保其盛，亦喻宋君德之衰也。”，又注引吴摯父曰：“此感晉宋嬗代。”黄節善以感發詩人之志，以應合自己處亂世的心情，乃别有會意。 五、黄節詩學論述與回叩身世感蕩之意義 從詩學意藴觀察黄節所論，皆與個人身世、家國變局相關涉，其論詩亦回叩時代之需求： (一)詩教關乎國之興微 黄節《詩學》開宗明義即揭示詩教與國家興微有關，面對時局變亂，如何可能以詩歌、詩學救國？其云：“義寄詩，俗行國”，“義廢國微”是他確切的主張，國家之運關乎詩教。 黄節好友諸宗元曾在《阮步兵詠懷詩注序》中云：“吾友順德黄君以史言詩，復通經術，既嘗爲漢魏風詩鮑謝二集之箋注，循誦阮詩，奮然命筆，草創迄今，時越三載。”揭示黄節一生心意皆在“以史言詩”，而黄節亦曾在《阮步兵詠懷詩注自叙》中云：“世變既亟，人心益壞，道德禮法盡爲奸人所假竊，黠者乃藉辭圖燬滅之，惟詩之爲教，最入人深，獨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饑渴，余職在説詩，欲使學者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明確揭示自己以詩歌來達到“理性情”的效能，主要是對治於時亂世變而道德禮法燬滅，但是，詩歌並非明達可讀，例如阮籍之詩，有憂生之嘆，然文多隱避，難以情測，故而以箋注方式以揭其志。 蓋自鍾嶸以降，即指出阮籍之詩源出於小雅，小雅廢而國家絶微，黄節對照當時的處境亦云： 余以饑寒交困，風雪窮冬，茅棟孰憂，妾御求去，故鄉路阻，妻孥莫保，暮齒已催，國亂無已，而獨不廢詩，余亦嘗以辨别種族，發揚民義垂三十年，其於創建今國，豈曰無與。然坐視疇輩及後起者藉手爲國，乃使道德禮法壞亂務盡，天若命余重振救之，捨明詩莫繇，天下方毁經，又强告而難入，故余於三百篇纂其辭旨，以文章之美曲道學者，蘄其進闚大義，不如是，不足以存詩也。 (二)時局與詩史的重影疊構 考述淵源，在清代詩話當中，論述詩學流變者有葉燮《原詩》、沈德潜《説詩晬語》、毛先舒《詩辨坻》等，另外張謙宜《絸齋詩談》評論漢迄清代各家詩歌、趙翼《甌北詩話》亦有論唐宋元明諸家詩，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亦概論各朝詩歌之流變，這些皆是先於黄節《詩學》述詩歌流變之始，其間的因承變化，可知黄節之論述淵源有自；復次，論各代詩家典範者有賀裳《載酒園詩話》論四唐各家詩人，其下再續論宋代各家詩歌，田雯《古歡堂集》則以論詩歌各種體式之典範詩家及詩歌爲主，《西圃詩説》先論詩歌起源，再論各體詩家之作品，劉熙載《詩概》亦詳論各家詩特色，此皆先於黄節論各家詩歌風格與典範，可知黄節對清詩話之承變關係，非一己憑空論述，而是前有所承。 從晚清迄民國時期，中國詩學史迭經數個演繹階段：其一，舊派學者繼承傳統詩話之表述方式，包括四大流别，桐城以方東樹爲主，同光體以陳衍爲主，漢魏六朝派以王闓運爲主，中晚唐派以李慈銘爲主；其二，維新派的梁啓超曾經指出中國“專制久而民性漓”，提出“新民”口號要重鑄國魂，倡導“詩界革命”，提出“以我手寫我口”的理念；其三，南社革命詩歌團體，以柳亞子、馬君武、林庚白等人爲首，其四，國粹派以章太炎、劉師培、黄節、吴宓等人爲主；其五，五四新文化運動則以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人爲主。復次，攸關民國詩話，據張寅彭所編《民國詩話叢編》有三十七種、二十八位作者，大抵可以區分爲三系：存録故實、闡發詩學，及兼存故實與論詩者，檢視三十七種詩話，從闡發詩學的視域觀之，其中有丁儀《詩學淵源》，能論述各種詩歌體式，品評各家詩人附略小傳，其次爲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録》將詩家比賦爲水滸傳中的英雄好漢，再次爲錢仲聯的《夢苕盦詩話》系統化地詳論清代名家名作。有關整理故實者，多以清代或近代詩人軼事爲主，比較有系統的是郭則澐《十朝詩乘》以詩話補史的方式，詳録十朝詩家典故軼事。其中，黄節《詩學》凡分七章，以結構性的方式演述中國詩歌流變史。 《詩學》爲黄節北大上課講義，共包括七部分：詩學之起源、漢魏詩學、六朝詩學、唐至五代詩學、宋代詩學、金元詩學、明代詩學等諸朝代，唯獨不論清代詩學。復次，黄節《詩學》鉤稽歷代詩歌流變史，並對典範詩人多有評騭，此與葉燮《原詩》、沈德潜《説詩晬語》、劉熙載《詩概》有異曲同工之妙，同爲述源流、定品評，將中國詩歌流變史作一簡明概要之勾勒。又如陸侃如、馮沅君合著《中國詩史》在《詩學》數年後出版，其間對於詩學史觀之因承與新變的關係，可相互作一參照，以史觀來凝視這一路相承相變詩史的演繹脈絡，是前有所承，後有所開。 黄節論述詩史時，以《詩學》一書來重構整個中國詩歌流變史，而此一流變史，實則從歷史視角宏觀整個起承變化。“以史言詩”是黄節的初心，而以詩歌來“理性情”是其主張的效能，故而在建構詩史的過程中，實寓有“憂生憂世”之嘆，論漢魏詩學，重在辭之演進的意義，由四言簡奧到七言的音聲闡緩；論六朝詩學則重在“辭”與“勢”之間的關涉，並且循鍾嶸之説，爲六朝詩家確立源流體系，以逆溯典範所由；論唐迄五代詩學，各體詩學，各家詩風各有所長，是能變頽靡氣格而成一代各體詩歌皆備；論宋詩則多從各家詩風各有獨特風格論起，西崑辭務研華，蘇舜欽平淡豪俊，梅堯臣旨趣古淡，王安石整高體下，凡此等等具現黄節對各家詩風之體認；論金元詩，金人唯元好問一人可爲一代之詩，而元代詩歌氣不清詞不雅，是文章與風俗相繫之例證之一；論明詩則步趨唐詩軌轍不足觀。由是觀察黄節論各代詩歌流變，多從世變入手，反映個體對時代之感受，也將這種感受化爲對當時民國新變之際的投影。 (三)借古喻今的生命情境表述 所謂的“傳記情境”即是作者對治的生活情境，背後透顯的是個人的生存欲望的開展與希求。在相同的歷史情境及知識結構變易之下，不同的詩話作者所要處理與面對的人生課題各自迥異。*舒兹(Alfred Schutz,1899～1959)著，盧嵐蘭譯：《舒兹論文集》第一册(Collected Papers Vol.1: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版，第30～31頁及該書《導論》第3～15頁。此即“傳記情境”之要義。故而黄節的表述方式是個人呼應時代的方式也是個人日常生活世界的意義結構。 愛德華·希爾斯《論傳統》曾指出傳統對人的行爲具有規範作用與道德感召力，並非虚構的敵人，理性的傳統亦可援用與繼續傳承的，可用來探討黄節面對傳統與現代之際，仍以傳統詩話與注疏方式著述，乃是對傳統的一種承繼與存在感受的結合。復次，文學之生産與發表、出版密切相關，發行圈與文人圈、大衆圈之間的職能、發展與界限亦密邇相關。文學如何藉由出版成爲介入社會的産物，同時也帶動知識權力的呼應與流動，傳統詩話又如何藉由講學成爲知識傳遞的媒介與管道，其中透示知識分子建立知識的分佈之重要性*參酌《知識社會學：從古騰堡到狄德羅》(A Social History of Konwledge:FromGutenberg to Diderot)。，利用論述進行知識傳播、行銷與接受者之間的關係。*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賈士蘅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版。掌握發聲，以著述形成知識主導權或宣傳權，纔能考察、分析其間流動變易的過程，證明自己在詩學評論史上的在場與發聲。黄節運用詩論作爲授課講義，作爲傳導詩義功能，又以注疏六書揭示微言大義，皆爲知識傳播的方式，黄節校注六書，五書爲詩家，一書爲專書，在傳統與新變時代接軌過程中的一種表述方式，以詩論揭示功能性，以注疏詩家來扣合個人感蕩之臆氣，也是另類的發聲方式。 何以在面對新文學運動時，仍然堅持以傳統校注及撰寫詩話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文化立場。整體而言，可重新開啓觀看的視野並豁顯其意義： 其一，從文學史或文化史觀察，諸多論述與叙寫皆將傳統與當代截爲兩段，而在接榫時期的民國文學史卻未及古典詩學的論述，透過黄節可重新理解偏重於白話文學書寫的的現代文學史，將傳統詩話納入民國階段的研究當中，同時也開啓這段被忽視的民國詩話書寫的現象。 其二，接續中國詩話史的叙寫，增補民國時期詩話之衍變情形。目前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雖然寫到“民國詩話”，雖提及“白話體之詩話”及“文言詩話”，並且專節討論《魯迅詩話》及《沫若詩話》，然內容多政治傾向，不足爲式，黄節以降，諸多詩話論著可增補民國時期詩話的實質內容。 其三，釐析民國時期詩話作者黄節的生活情境、撰述心態，乃至於叙寫意圖，以考察在世變之下，文人生命情境的表述，選擇以傳統詩話作爲發聲利器，以表抒自己在場與存在的境遇感，同時也承接清代以降的詩話傳統。 其四，爬梳民國時期之詩學理論的面向，冀能透示中國古典詩評，流轉到民國時期，瞭解分唐界宋之下，詩評家擇取與分流發展的情形如何，以補傳統文學史未能撰寫民國詩學發展的此一區塊，同時也補足民國時期，在新文化運動、白話文學如火如荼發展之下，仍然有詩話爲傳統詩學進行發聲。跳出傳統論述詩話到清末必定曲闌人散之説法，或是走向衰亡之説法，冀能平實地揭開這一段被遮蔽的文學評論發展過程，在清末民初扮演接軌的意義性。 結 論 黄節爲清末民初的學者、詩人、革命家，其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曾創辦國學保國會、《國粹學報》，參加文學革命團體南社，曾任廣東省教育廳長、孫中山大元帥府祕書長等職，最後，辭官執教於北京大學，前期轟轟烈烈、叱吒風雲，後期隱退北大教書。面對傳統與現代的交接與變革，黄節早年積極保存國粹，並且宣揚西方文明，到了中晚年，選擇回歸北大教書，撰有《詩學》凡二萬餘字，從《詩學》七章之結構性表述，顯見其早已形成自己的詩學體系與藍圖，也就是説撰寫《詩學》作爲建構詩學史觀，不僅從選詩定篇，也從論述著手，是一位有論述有編選作品的文學家與學者，透過《詩學》來建構詩歌流變史的圖像，而以校注的方式來抒寫自己的感懷，沈深的內裏則欲建構自己的詩史觀，此一詩史觀對前行往代有因承與新變的部分。 其中，《詩學》一書採用流變史的方式，鉤稽詩經以降迄明代之詩歌流衍的概况，既有“史觀”，又能品銓詩家優劣，標舉風格典範，更能糾舉名家名句，是能宏觀，亦能微觀，顯示體大思微的綿密系統。此外，校注漢魏六朝詩歌，包括：《漢魏樂府風箋》《魏文武明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詠懷詩注》《謝康樂詩注》《鮑參軍詩注》等書，選擇這段時期的詩家作注，是基於詩歌審美藝術的要求而賦予六朝詩歌美典的銓評，同時也是基於家國離亂而有個人感蕩身世，蓋陳獨秀批評保守派林紓、姚永樸、姚永概等人爲“桐城餘孽”，又批評章太炎、劉師培諸人爲“選學謬種”，事實上，關注傳統文學者，常被稱爲保守派的文學家，然而新派的魯迅亦有傳統著述，曾編寫《中國小説史略》，鉤稽《古小説鉤沈》等書，對六朝文學亦下過相當功夫，當時一群知識分子共同關注六朝亂世，研究六朝似乎是一種特别情境的契會。而黄節亦大量校注漢魏六朝詩歌，有其存在的感受及個人獨特的審美趣味，存乎其中。 職是，本文論述黄節，旨在揭開民國時期被隱蔽的文學現象：其一，揭示黄節面對帝國與民國交接之際，選擇以書寫傳統詩歌、詩話形式、校注各種詩集，作爲自己論述、發聲的基石，以面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擊。其二，探勘黄節《詩學》及魏晉各家詩集校注之學術成就，揭示其建構詩史過程中所要透示的意向性，乃用以對照自己生命情境之表述。其三，論述黄節由早期積進的革命知識分子，進而成爲後期學院中的“保守派”，其心路歷程的迴轉，以及在世變之下的“常”與“變”“保守派”與“革新派”之悖逆與衝突固守傳統的心意所在，實是感蕩意氣的流轉。其四，嘗試爲黄節找到論述詩學的意義，經由“以史言詩”“以詩興國”的意圖欲達致詩教的功能性與目的性。是故，黄節編寫詩歌校注及撰寫詩話專書《詩學》即是“論詩存史”與“注詩寫志”雙軌並進的書寫策略，值得特别關注。 一、緒 論 近現代史上有一群知識分子，早年投身革命事業，或積極從事救國活動，迄晚年常常被視爲保守派，例如章太炎、黄節(1873～1935)等人，到底他們面對的是什麽樣的知識課題、人生困局，甚至是家國困境？ 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中，黄節是一位革命先導。曾於1901年與楊漸逵、黄漢純等人在廣州創辦“群學書社”(後改爲南武公學會)，1902年12月與鄧實在上海創辦《政藝通報》宣傳反清民族思想，並介紹西方文明；1905年1月與鄧實等人在上海成立“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爲宗旨，其後1905～1911年創辦《國粹學報》，揭櫫“保種、愛國、存學”的主張，大倡國粹，1908年參與革命詩派成爲南社一員，1917受聘爲北京大學教授，1923年擬出任元帥府祕書長，1928年爲改革教育，出任廣東省府委員，兼任教育廳長，卻因理念不合，壯志未能伸展，1929年辭官回歸北大校園任教。黄節面對時代新變，舊傳統仍未銷歇之際，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交接之際，其心路歷程起伏跌宕，頗值得關注。然而，目前研究黄節的情况大抵有數： 其一，傳略爲主，兼及學術歷程與成就。純以傳略爲主者，有周邦道《廣東省近代教育先進傳略》(廣東文獻季刊，1980)、陳敬之《黄晦聞》(暢流，1972)、冒鶴亭《黄節傳》(國史館刊，1947)、連寶彝《黄節先生傳略》(大陸雜誌，1965)等篇，以述黄節之生平傳記爲主。復次，有陳希《嶺南詩宗：黄節》(廣東出版社，2008)剖析其生命歷程之坎坷跌宕，兼述其詩歌及學術成果。陳慶煌《黄節及其蒹葭樓詩》(里仁，2001)先述其生平，再就詩歌分析其思想內涵、藝術成就，最末就並世詩家及後世詩人之影響立論。以上二書兼及論述其人與其詩歌成就。 其二，詩學與詩歌之論述。主要有三部分：一、對於詩學之論述，有劉怡伶《試析黄節的詩學理論與實踐》(國文學報，2006)揭示其詩學理論與實踐之照應關係；毛慶耆《黄節〈詩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0)揭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詩歌的開創性著作，具有奠基意義；王曉東《黄節〈詩學〉考辨》(暨南學報，2008)以版本對照方式分析《詩學源流》與《詩學》二種版本前後修訂的傾向，以管窺其詩學思想及批評精神。二、詩歌成就之論述，有張鵬、齊麗梅合著《不反江河仍日下，每聞風雨動吾思：論黄節的進步思想及其與漢魏六朝詩研究之關係》(語文學刊，2005)，揭示黄節始終以革故鼎新的進步思想爲主導，來考察其與漢魏六朝詩研究之關連性；常雲《心曲與對話：黄節的詩歌創作歷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0)揭示黄節歌詩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鏡子，也是黄節一生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三、對詩教觀的闡述，有殷悦《論黄節的詩教觀》(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2010)指出其詩教觀體現在以詩歌爲教化的信念之中，更反映出詩教傳統，以救國濟民爲理想；王少梅、李傑、莊静《黄節詩教觀的學術文化淵源》論述黄節以嶺南詩教文化爲手段，來唤醒全體國民主體意識的覺醒，從而對國家存亡有自覺的擔當。其三，其他。有陳澤泓《愛國未有不愛鄉：試析黄節編著廣東鄉土教科書》以説明黄節提倡愛國愛鄉、實踐教育改革的貢獻。李雄溪有《讀黄節〈詩旨纂辭〉小識》(經學研究集刊，2009)以論述黄節對詩經風詩之見解。 除此而外，1998年12月22日到24日在廣東順德市舉行“黄節學術研討會”，共有二十七篇論文，分别就生平活動、人際活動、詩歌成就、學術建樹等方向立論。 目前研究黄節的向度大抵如上所述，然而對於黄節的研究僅以片面方式來呈示其生平傳略或部分的詩歌成就，不足以豁顯其面對時局變亂之際，仍然用傳統詩學表述方式存在的立場。是故，本文擬藉此來探賾民國之際以傳統詩話方式及校注詩歌方式來表述存在的發聲利器，此中曲折心意，可管窺傳統詩話在民國時期被接受與拒斥的原因，進而觀察傳統詩學在白話文學逐漸興起的過程中，知識權力重新分配之下，新文學登場，舊文學似乎式微，在這種知識結構變易之下，黄節爲何仍以傳統論述方式來表述自己的詩學史觀，其意圖何在？黄節與陳寅恪同樣在民國時期各領一片學術天地，何以形成日後學界所謂的“陳寅恪熱、黄節冷”的情形出現？陳寅恪之研究日趨白熱化而黄節之研究一直是鮮人問津，其理何在？ 本文擬運用舒兹“生活現象學”爲論述基點，探討跨越帝國與民國的傳統詩學叙寫者：黄節，他如何凝視時移世變的時局，透過著述傳統詩學流變，究竟要圖繪出什麽樣的書寫的立場與心態？從方法學觀之，選擇研究方法往往與研究對象相關。研究方法就是一種檢視、觀察、理解、詮釋研究對象的一種通道、路徑，與研究者的價值信念及學術背景亦相關涉。就研究者而言，如何思考問題、反省問題、解决問題，其實就是研究者所關注的價值與意義的問題；就研究對象而言，如何被理解、詮釋、分析等，事實上是研究者的預設立場，所以如何被很好的理解與詮釋，完全以研究者的思維爲前導，至於步驟與程序、方法之操作與運用，亦是從研究者的主體意識的出發點。然而，無論是何種研究理論與方法，皆有其洞見與不見的地方，也會有其限制，如何很好地理解，是考驗研究者選擇方法理論的思維進路、價值與信念、關懷與關注。本文資藉舒兹“傳記情境”來研究黄節的存在感受，這是一種了解作者寫作情境的解釋系統。*然而如何有效且真確地理解作者的存在感受，卻是無法確實檢證的過程，我們僅能透過文本來重新體會與重構黄節的存在感受，以了解在世變之中迴轉於新舊文化之間的心意流轉與態度的曲折迂迴。 二、世變之下知識分子的婆娑身影 舒兹“生活的現象世界”揭示不同作者對治不同的生活情境，其背後透顯的是個人的生存欲望的開展與希求，我們可以追問：在相同的歷史情境及知識結構變易之下，不同作者所要處理與面對的人生課題是什麽？據舒兹所言，每個人都生活在共同的常識世界之中，必歷經誕生、工作、死亡等過程，並視此一世界爲理所當然的存在，終其一生以獨特的興趣、動機、欲求、期望、宗教、意識形態等觀點來理解他所接觸的世界，而理解這個世界必須進入這個世界的脈絡之中*舒兹(Alfred Schutz,1899～1959)著，盧嵐蘭譯：《舒兹論文集》第一册(Collected Papers Vol.1: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版，第30～31頁及該書《導論》第3～15頁。此即“傳記情境”之要義。，了解作者的“生活世界”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黄節是一位跨越帝國與民國，成爲一身兩世的接受者，其面對時局變異的心態如何調整與轉换？曾經積極引進西學，又戮力保存國粹，參加文學革命團體南社，又在上海開辦“國學保存會”，曾創辦學校，也曾擔任廣東省教育廳長；這些身份的轉换與轉變，呈現出一種逆流求存的態勢，最後甘心以傳統詩學的表述方式來傳述自己見證時代的意圖，這些相反相成而互相融攝的現象充斥在黄節的身上，即是舒兹“常識生活的基本現實”(paramount reality)所表述出來的“傳記情境”及其日常生活世界的意義與結構。 身處新舊文化交替、中西文化衝突的黄節，如何面對時代的鉅變。這種衝突並非一位黄節的衝突，而是代表那段時期知識分子的矛盾與衝突。民國時期，面對時代鉅變，傳統的詩話作者各有不同的仕隱選擇，例如趙熙以晚清遺老自居，郭則澐晚年避居天津，陳衍、錢仲聯、黄節等人則從事教職，以作育英才爲樂。這群知識分子或選擇隱退市朝之中，不問世事；或投入新政府，積極任事；或退回校園，執教於大學，以知識傳授作爲存在的立足點。這群作者的身份，大多是跨越帝國與民國，成爲一身兩世的接受者，其面對時局變異的心態如何調整與轉换？例如王逸塘曾是晚清的進士，進入民國以後，先後在袁、段、汪等政府任要職；再如王藴章爲前清舉人，官直隸州判，後爲新聞報編輯，又在上海開辦中國文學院，自任院長；郭則澐爲前清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進入民國以後，任政事堂參議、銓叙局局長等職。這些詩話作者身份的轉换與轉變，呈現出一種逆流求存的態勢，更甚者，有留學的吴宓，甘心以傳統詩話來傳述自己見證時代的聲音，這些相反相成而互相融攝的現象充斥在民國詩話的作者身上，各自表述不同的“傳記情境”。黄節早年積極參與國粹保存，甚至參加革命詩派南社，出任廣東省教育廳長，而晚年則回歸大學，以教書自隱，也以傳授傳統知識爲樂，與陳獨秀、胡適等人共事，卻形同陌路，其理何在？ 復次，中國詩歌史或詩學史多以清代爲末世，鮮少論述民國時期的古典詩歌與傳統詩話，而現代的文學史，又往往祇録新文學運動的健將。關注到晚清到民國這段世變的文學史，厥有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二書。錢基博之書，將現代中國文學史分作上下兩編，上編以傳統文學爲主，有“古文學”史，分從文、詩、詞、曲鉤深掘微；下編“新文學”史，從新民體、邏輯文、白話文鉤稽新文學發展的脈絡，是一本不廢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然內容未涉“嶺南四家”之一的黄節。復次，郭延禮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共分三編，第一編談啓蒙時期的文學，第二編論維新時期的文學，第三編談革命時期的文學，其中在論《南社其他重要詩人》時談及黄節，稱其“融合唐宋，拔戟天外，自成一家”，張松如主編的《中國近代詩歌史》在《流派論》之第五章第二節《革命南社詩派》論其詩：“格律精嚴而內容趨新，亦可稱是寓新意境於舊風格之中的聖手，介於新舊派詩風之間，反可兼得雙美，兼得雙贊”。從詩歌史觀之，郭、張二書皆稱贊黄節之詩歌成就，不愧爲近代嶺南四家之一，然而也僅關注到黄節的詩歌成就，對於其以詩話形式撰述《詩學》及校注魏晉五家詩，卻略而不提。這種現象，其實不僅是黄節一人而已，對於民國詩話之群體作者，詩學史往往闕而弗論，除了關注幾位耳熟能詳的重要詩話作家包括陳衍、王國維、魯迅諸人之外，餘皆鮮少論及。例如陸耀東主編之《近代詩學》即是；職是，本文以黄節作爲探論民國詩話之切入點，在承接清代傳統詩話之後，到面對白話文詩話(語體詩話)崛起之間，有著應承與新變的橋樑作用，值得探賾，蓋時代移轉，爲何一群知識分子仍然以傳統的詩話形式來表述自己在場、出席、發聲的過程中，究竟要傳遞什麽樣的寫作意圖呢？頗值得深探。 本文透過個别的黄節研究來管窺當時知識分子爲何共同選擇以傳統論述詩歌的詩話型式來進行時代的發聲，藉以爬梳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處境。黄節在創辦《國粹學報》、參加南社革命詩派的先進思想中，找到一個屬於他的學術史定位，是詩人，是學者，更是一位傳統與現代轉接過程中的凝視者。透過黄節，以小窺大，可探勘當時知識分子諦視民國、回顧帝國的心眼所在，最後以校注諸書抒發積憤的處境，可能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共同發聲的利器之一。在詩歌史分唐界宋的分流演繹過程中，黄節選擇與開展的表述型態、類别與義理內容如何？且身處動盪不安的時代，面對歷史的任務，究竟開發出什麽樣的詩學渠道，作爲導引後學契入、理解中國詩歌的脈絡？甚至，其校注五家詩集之意圖何在，是否可回扣其生命情境，進而理解其中的意義所在。 三、論詩存史：黄節《詩學》之論述向度與義理位階 黄節，終其一生，凡六十二歲，前後二次曾在北京大學任教，達十五年之久，《詩學》及校注各書皆是當時的上課講義，最後講顧炎武詩痛哭流涕，課程未終而亡，其身世感蕩於焉可見。盱衡中國近代詩學史之流派紛呈，有維新派之康、梁、黄、曾等人，有宋詩派之同光體陳三立、陳衍諸人，有六朝之王闓運，革命南社之柳亞子、馬君武等人，有新派詩話之魯迅等人，黄節身處這個詩學的歷史浪潮中，呈示什麽樣的詩學路向？蓋黄節撰寫《詩學》作爲發皇理論之根據，其初心所在，意在建構自己論述詩學的史觀，如何綰結“撰寫”詩學理論與“校注”魏晉詩歌集之間，作一個很好的鉤連，需要重新省視其間的意向性。 黄節論詩意見，首重“詩義”，次闡“詩辭”，進階層述，將中國詩歌流變史重新衍發一遍，糾舉重要的風格與作家，冀能伸展詩義，作爲家國興微之所託，其用意甚深，於此可見。 (一)詩之義：理性情、伸時義 詩論有何重要？爲何黄節歷經東渡日本、從事革命、組織國學保存會、創《國粹學報》、參與南社等事功，在繁華落盡之後，回歸北大教書時，以《詩學》作爲上課講義，同時，也將《詩學》視爲重要的理論，其論詩意見爲何？其云：“《詩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夫‘詩教’之大，關於國之興微。而今之論詩者，以爲不急，或則沈吟乎斯矣，而又放敖於江湖裙屐間，藉以爲揄提贈答者有之。詩之衰也，詩義之不明也。《詩序》：自《鹿鳴》以至《菁菁者莪》，述文武成康之治。治之以生人之道，所謂義者而已。記曰：詩以理性情。人之情時藉詩以伸其義，義寄於詩，而俗行於國，故義廢則國微，奈何今之論詩者以爲不急乎！”*黄節開章明義揭示詩義，由是可知，其論詩意見上承《詩序》而來，重視詩義的教化功能。 蓋黄節重視“詩教”，是“關於國之興微”，此一説法秉承《詩序》政教説法而來，揭示詩歌可以宣洩人之性情，“義寄於詩，而俗行於國，故義廢則國微”黄節認爲詩歌的重要性與國家興廢有關，此意寄在“義”中，此“義”指詩歌的義理內容，此一內容必定有政教功能者，纔能負載風俗國教之義。也正因爲承自《詩序》的教化功能，對詩的重視，自是不言而喻。而今人論詩卻祇在沈吟之間，忽視其對家國、風俗移易的效能，致詩義不明，是詩衰之原因。 (二)詩之辭：勢之推進與衍異 詩“義”，是詩歌的內容、內涵與義理，而詩“辭”則是詩歌發展的形式變化，對黄節而言，並不存在貴古賤今的説法，反而揭示“詩之義存乎三百，而辭則與世而移”，進而引用顧炎武的説法，指出《三百篇》之後有楚辭，其後再有漢魏、六朝、唐宋等詩歌之發衍*黄節云：“雖然，詩之義存乎《三百》，而辭則與世而移。顧亭林曰：‘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又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然則學詩者祇求之三百，抑豈能盡其辭者乎？’殆亦亭林所不許已。”揭示詩有“義”與“辭”之不同，如果祇從《詩經》求義及辭，則非能深知詩歌之演變之勢。，復次，再論詩歌形式的發展進程，是由《詩經》三百篇，演爲《楚辭》之七言體，再衍而爲七言體、五言體等，這是詩歌流變的進程，其云：“經學所説詩，求其義者也，兹編之講習，求其辭於後世，而衷其義於三百者也”明白指出詩經之義與辭的關連性及功能性，又云：“是故學詩者於三百求其義，於楚辭以降求其辭，由是引諸吾身，以稱情而出。”明白指出經學家説詩，是探求詩歌之義理內容，而黄節撰寫此篇《詩學》則是繼《詩經》之後，將各朝代詩歌之“辭”加以發皇説明之。並藉由劉禹錫之言，指出詩歌是：“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文。”進而揭示“詩教寖微，國故垂絶，願與邦人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廢者歟？”由是可知，黄節重詩歌之功能與《詩序》、漢代重教化及劉禹錫“詩教説”相呼應。於焉可知，黄節論詩的取向，偏重詩歌的義理內容及其功能性，至於論各代之詩，則衍其辭之發展而立説。 (三)詩學之源：三期分派説 “詩歌”與“詩學”之內容及發展略有不同，前述爲詩歌之“義”與“辭”之關涉，黄節進而論述“詩學”，大約將其進程分作三個階段來説明： 1.詩學之初期 黄節以歐陽修所説爲尚，指出《詩經》：“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因爲是述功德，乃有爲而作，故而視爲“詩學”之初期。*黄節引用歐陽修之言云：“歐陽廬陵曰：‘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是故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未若頌之立爲專體也。’詩之有學，此其初期也。”何以如此呢？蓋前述黄節重詩歌之功能性，故而從《詩經》中的“頌”詩揭示其作用在“述功德”此即是“詩之有學”之始，而其他詩則觸物比類，宣發性情而已，未若“頌”詩是一種專體，所以視爲詩學之初期，此一認定，是重在詩歌功能與目的。 2.詩學之中期 黄節論詩學之中期，發端於春秋之際，諸侯大夫以誦詩、賦詩言志，“稱詩以論其志”，並呼應孔子所云：“不學詩，無以言”的説法，而成爲詩學之中期。*黄節自云：“班孟堅曰：‘言感物造，材知深美，可與圖事也。’降及春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詩之有學，此其中期也。” 3.詩學之後期 黄節指出賢士失志作賦，以達諷諫之意，是有古詩之義，遂以賦作之興，視爲詩學之第三期，其云：“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云：班孟堅曰：“春秋之後，周道濅微。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是故詩學之興也，其後期則成於賦乎？姑舍義而言其學，則其流雖分，而其源則合，學詩者可以深觀矣。 臚列此三期的意義何在？蓋指出詩學是有爲而作，首爲“頌”體用來歌功頌德述志之作，次爲賦詩言志，使詩歌有了言外之意的表述與引用，三爲“作賦以風”，明白地指出詩歌功能性在諷諫上見效。如此言詩學三期進程，再加上前述的詩之“義”與“辭”之宥别，則更見黄節用心所在，是承《詩序》而來的政教觀，意在發揮詩義的功能説。 (四)論詩存史：與世推移之詩史建構與新變 黄節在《詩學》論詩之“義”與“辭”以説明二者之內容與功能性之後，再論詩學發展三個階段以説明詩義功能的政教觀，其後，續論詩之“辭”的發展進程，以建構自己的詩史觀點，此一觀點，非沿承“復古”觀念之“貴古賤今”而來，而是與世推移的文學觀，正向面對各種詩歌體式之流衍，並揭示各體詩家之特長及其風格特色，以納入自己建構的詩學史觀，冀能圖構中國詩歌流變史，其論述策略，依據時代先後爲序，層層抽繹出各體詩家之長處，進而揭示其風格及特質，以與詩學脈流相衍相濬，論述依時推進，分作六個階段推衍： 1.論漢魏詩學：以五七言爲主 論漢魏詩學，首先論“辭”之衍進，包括四言到五言、五言到七言，乃至於六言八言九言之流衍，使中國“詩辭”演變大勢兼賅其中。論五言體，首先揭示《詩經》四言體簡奧乃成，而離騷又過於繁雜，遂創爲五言句*漢之初，去三百篇未遠，作詩者猶重四言。如相如《封禪頌》，傅毅《迪志詩》，可稱頌也。此西漢之詩源於三百者也。難然，已不復能抗行三百矣。詩體至是，蓋不能不變。，其源於詩經之四言，而變化之，進而約化離騷之繁富而爲約簡。 論七言體，始自漢武帝之柏梁臺聯句；復次，論六言體，是變化詩騷之“兮”寫而來，再論漢人文賦及書牘常用者，是以文多而詩少，故而少有其傳者，至於八言體則有東方朔能爲之，但是今已不傳。 論九言、十言，揭示音聲闡緩，不協金石之聲，故而鮮有其傳。 職是，論詩歌之體式，雖有四言仍至於十言之變化，仍以五七言爲源流之大者。*嚴滄浪：“風雅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五言詩者其源實導於三百，而欲變離騷複雜之辭者也。觀三百篇中，若“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彼有不獲穉”“此有不斂穧”……皆五言連用，殊未以爲全篇。離騷文辭複雜，五言句實不一二覯。西漢之初，學者既憚乎三百篇之簡奧，而又以離騷過爲繁雜，乃創此體。復次，又云：“七言之興也，亦始於漢武……至後漢張衡作四愁詩，而七言之體益著。此七言詩所由興也。五七言既聯翩而起，其後别自爲體者，又有八言、六言兩體，見之漢書。八言則東方朔能之，本傳謂有八言七言，上下是也，然今已不傳。” 2.論六朝詩學：逆溯源流 黄節論六朝詩學，重在各種“辭勢”的演變過程。其一，首論五七言之肇興，是中國詩學源流以此爲大。繼而論述五七言之各體之變化，先論五言詩歌押韻之變化，從兩句换韻到四句换韻，最大轉變在八句同韻，這種變革，對唐詩律化有影響作用。其二，再論六朝五言詩，是由古詩，進而創爲後世五律、五絶、五言排律等體式之不同，其源流皆可溯於此。其三，再論七言詩，七言詩有變體之始亦源自六朝，並推稱六朝之詞藻，上承漢魏，下開唐宋，詩之體格，皆備於六朝。 以上爲詩歌“辭體”之發展概况，至於六朝詩家，黄節如何論述呢？魏晉之間，稱美阮籍，别爲一派，可與曹植相匹敵。阮籍之後，稱美陶淵明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是《詩經》三百之遺風。 黄節論宋代詞人，則以謝靈運、鮑照爲首。而謝源於陳思，鮑源於二張，若謝混、謝贍、袁淑、王微、王僧達源於張華。 論蕭齊之際的詩人以謝朓能獨步當時，而追溯其源流，則出於謝混。至於梁代文風鼎盛，稱美江淹、何遜，足爲當時的雙雄；沈約、范雲、吴均、柳惲，略可以相羽翼。其次稱美謝朓，而沈約則憲章鮑照，其源出於鮑照，皆可逆溯。 論陳代以徐陵稱首，北周以庾信爲佳，至於隋代則以楊素沈雄華贍，風骨甚遒，已開闢唐人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之軌轍。 復論七言詩歌之名家，六朝惟鮑照一人，以遒宕稱美。梁武、庾信亦自靡麗，然若溯其源流則不若五言詩歌之源遠流長。 黄節乃編製五七言之源流表，以見其梗概，此一源流表，大抵承自鍾嶸《詩品》而來，其論述亦承其説而發衍： 國風 小雅——阮籍 楚辭 論列六朝詩家之源流，意在確立典範，此一源流表，與《詩品》相應合，其目的在逆溯源流。 3.論唐迄五代詩學：舊曲新聲各有所善 唐代之前的各體詩歌完備，迄唐代則是充分發揮創作的時代，黄節云：“自五七言、古近體既興，於是唐之作者多兼治之，或兼長，或各有所長。” 又將唐代詩學的時代區分爲四個階段，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爲初唐，由開元季年至代宗大曆初爲盛唐，由大曆初至憲宗元和末爲中唐，自文宗開成初至五季爲晚唐。此一分法，亦是牢籠於明代以來對四唐的體認。 在分述初唐詩家時，推舉四傑與文章四友，其云：“四傑秀於前，文章四友名於後。”並揭示初唐風格傷於綺靡，有張九齡及陳子昂起衰救弊，變魏晉梁陳頽靡氣格。 論盛唐詩歌，首推李白爲天才神逸，高遠自然，論杜甫之詩歌成就，則借助元稹之語，稱美其宏力厚畜，獨得古今體勢，論王維則精渺，李質則爲沖秀，高適沈雄，岑參奇逸。 論中唐詩人，大曆十才子稱美錢起爲佳，稱劉長卿“悲婉痛快”，二人合稱“錢劉”。除此而外，稱韋應物“古淡”，稱柳宗元“峻潔”，韓愈則好奇，孟郊則“硬語盤空”，稱盧仝、賈島因爲奇崛而失之澀僻，卒不可讀。稱元稹、白居易以“易讀易解”爲創作基底，元白以淺易詩風來矯正韓孟之澀僻。至於李賀之詩歌風格爲“骨力勁險，工於琢句”，而張籍、王建則專善樂府，或舊曲新聲，或新詞古風，皆有所善。 總論晚唐詩風爲“沈雄深渾之詩絶響”，分述詩家之失則揭示温庭筠傷“綺靡”，李商隱傷於“纖穠”，甚至流行“無題”之詩，使詩風丕變。 盱衡觀之，黄節對於唐代詩風稱贊初盛中唐各有一代文章，唯獨晚唐闕如，其云：“觀夫唐一代之詩，初唐有陳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關乎一代文章風氣者，至晚唐而闕然。”黄節未能愛賞晚唐綺靡艷麗風格，於焉可知。 4.論宋代詩學：從風格論才氣短長 黄節論述宋代詩學，主要是沿著詩歌史的流衍立論，揭示西崑體“辭務研華”工於組織，有優伶撏撦之譏。論蘇舜欽“平淡豪俊”，稱梅堯臣“旨趣古淡”，一反西崑窠臼。稱美歐陽修之歌詩是以韓愈之後第一人，不僅文學昌黎，詩歌亦然。稱王安石之詩“整高體下”，蘇東坡之詩則爲杜甫、韓愈之後第一人，諸體皆工，尤其七古爲善。而蘇轍之才不如蘇軾，不過其七言詩可誦而氣體之蒼莽則過蘇軾。稱黄山谷雖出於蘇東坡之門，但是脱胎於杜甫，天姿高卓，筆力雄放，自闢庭户，可與杜甫配食，尤其晚年謫宦之後，詩力更精進。至於陳師道之詩，則“多怨而不失其身”。 論南宋之詩歌，以楊萬里及陸游能傳江西詩派一脈，而四靈則是詩風力追晚唐，可以矯正江西詩派的流弊。其後之詩人，大抵可以稱美者有范成大，中年以後，骨力漸遒，追溯蘇黄遺法。姜夔之詩則清而密麗，汪元量，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而謝翱爲宋亡之後的詩歌，展現遺民詩之淒惻動人。 黄節論宋詩，顯然是從風格論各家才氣短長。 5.論金元詩學：詞不雅氣不清 黄節指出遼國之詩學，無足稱述，迄金代祇稱美元好問一人。元好問以詩鳴於世，可直配蘇黄，而元遺山亦是江西派的支流苗裔，以五七言古近體爲工，樂府詩亦工，詩集中有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此皆宋以後所未有，是能成一代之詩。 論元代之詩歌，首推劉因，亦屬江西支流苗裔，雖生於元，然以身爲中國民族，不肯仕元。元代四子當中，稱美虞集與楊載二人，至於范梈、揭徯斯等而下之，不予論列。其中，揭示虞集以蜀人而學東坡之詩，詩風亦雅近東坡。楊載詩有法度，一洗宋季之陋，風規雅贍，雍雍有元祐之遺音。 黄節揭示虞集之外，元代尚有吴萊可與相伯仲，其詩歌長句瑰瑋有奇氣，雖疏宕或遜前人。至於楊維楨以樂府勝，縱橫排奡，自辟町畦，能矯正元末追效温庭筠體之柔媚旖旎的小詞風格。雖然吴萊、楊維楨力追唐代，卻未能臻至元遺山之成就，詩至元代而衰微。 盱衡黄節對元代詩風之評，揭示：“文章與風俗隱隱相繫，元代風俗遠遜宋時，故氣不清則詞不雅，此必至之勢也”。於焉可知其對元詩之評價貶意甚深。 6.論明代詩學：步趨唐軌 黄節論明代詩歌，以步趨唐詩軌轍爲要，其成就祇能與元詩相伯仲，而比宋詩遠遜。明初詩家有高啓、楊基、張羽、徐賁，號稱四傑，而臺閣體：李東陽以宰臣主持風氣，比之宋初楊、劉諸人更爲不足觀。至於李夢陽則力主“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是屬於句摹字擬，食古不化之人。雖學得杜甫之詩，然而失其真。何景明與李夢陽同主復古，詩歌諧雅，後七子，其失於沿襲，比前七子不如，摹擬之風至此既極，一變而爲三袁。公安三袁之中，袁宗道論詩於唐好白樂天，宋人則喜好蘇軾之詩，故而名其齋稱“白蘇”。袁宏道的詩風清新輕俊，學者從之，稱爲公安體，但是戲謔嘲笑，間雜俚語，有空疏之弊。公安之後，爲竟陵派，鍾惺、譚元春矯三袁之弊，變爲幽深孤峭之詩風。竟陵之後是嘉定四先生，有唐時升、程嘉燧、婁堅、李流芳四人，是用來短正前面諸流派之失，然而失之纖佻，故而黄節稱明詩至嘉定四先生則衰弱不振。 統整觀之，黄節論述歷代詩歌流衍，大體不出我們對詩歌史的認知。黄節以《詩學》作爲授課講義，莫不是透過構中國詩歌史之建構，以形成學習的典範，令後學可遵循，此一策略，意在建構詩史，以作爲學習的矩範。整體而言，是以“論詩存史”的方式建構中國詩歌史的圖像，將歷代詩家典範衍成重要的學習典範，以此爲脈絡，發衍成爲中國最堅實的矩範。 以上論列各代詩家名流，或追溯其源，或流衍承傳，意在闡發中國詩歌的流脈，以建構中國詩史作爲學習的典範，而此一流派之建構，六朝之前，大抵沿承鍾嶸《詩品》之説，其後亦順著清代諸人，例如沈德潜等人的路向開展而出，並無溢出其説，故而平整論述，首論各體“辭勢”之發衍，繼論重要作家及風格，使中國詩史的脈絡，得以開展而出，且加上自己的褒貶之辭，以見興衰之流變。 四、注詩寫志：黄節校注詩集之意圖及其美感取向 黄節編纂校注詩歌有六書，一書爲《漢魏樂府風箋》，五書爲詩家别集選注，有：《魏文武明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詠懷詩注》《鮑參軍詩注》《謝康樂詩注》等書；另有《詩旨纂辭》是闡發《詩經》風詩之作。黄節孜孜矻矻選校上述諸書，到底要表述什麽樣的詩學理念與意圖呢？名家甚多，何以多擇取六朝詩家？是亂世之中别有憂懷之意，欲以六朝歌詩作爲美學典範，抑或是爲自己感蕩身世作寄託？是故考察黄節校注漢魏風詩及五家注的意圖，進而可再深入探究其撰寫《詩學》之關連性與美感取向。 (一)《漢魏樂府風箋》：觀風俗厚薄 爲何黄節要箋注漢魏樂府風詩呢？其在《漢魏樂府風箋序》中自云：“兹篇所采，皆漢魏樂府‘風’詩，故曰：‘風箋’……”*此序成於民國十二年二月。見《漢魏樂府風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版，第2頁。何以獨採風詩呢？蓋黄節認爲漢代開始將“聲”與“詩”分判，於是造成“樂府”與“詩歌”各自流衍，而“雅詩”及“頌詩”各自亡佚之後，祇獨存風詩可歌，於是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此皆風詩，由是可知，黄節重視“風詩”的音樂性與民間性格，承前所述，黄節非常重視“辭”與“聲”之合軌，但是，後來辭與聲分流演繹，則宜乎其不得相合。重視風詩的目的何在，蓋重在“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之薄厚云”的效能，同時黄節對風詩之重視可從其按語中發現： (二)《魏文武明帝詩注》：明詩家旨趣 黄節注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三帝，首列文帝二十八首，次列武帝二十三首，再次爲明帝十三首。*黄節注：《魏文武明帝詩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版。所選詩特能觀察幽微心思，例如注武帝《短歌行》云：“惟對酒當歌一篇有本辭，其意不盡言及時爲樂，觀篇末用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語則是與周西伯昌篇意同。”(頁63)深能揭示武帝有治世之憂懷。再如文帝《短歌行》題解注下云：“是時武帝纔數月而文帝縱樂如是，乃知此詩詞雖哀切而全屬僞飾也。”洞識詩中“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是虚飾之詞(頁2)。注文帝《丹霞蔽日行》之題名乃取古辭楊柳行之意，有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之義(頁15)；再如《釣竿行》注云：《古釣竿行》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吕望之佐以濟大功致太平也，是魏文此篇當比傅玄。”(頁22)。 黄節論明帝《短歌行》採用朱乾之意，揭示夫婦之倫反覆不終：“讀長短哀失群之孤燕，知其有悔心，讀短歌喜翩翩之雙燕，知其有嬖心。”*黄節注：《魏文武明帝詩註》，第94頁。發其幽微心意。 這些注詩，最重要是能發掘作詩之意向性，不陷落在字詞、訓詁、章句之解釋而已，用來明示武、文、明帝之作意，能洞識幽微，發其潜隱深意。 (三)《曹子建詩註》：百世可思 黄節對曹子建詩歌特有偏愛，在北大任教期間曾二度講授其詩，一度因病幾死，後又重新選注該詩*黄節云：“壬戌之秋，余在大學説陳王詩，始爲之注，其時學校常輟學，既委講未卒業，逾年余箋漢魏詩，采陳王樂府諸篇注之，亦少具矣。閲五年，丙寅秋，復説陳王詩，乃重爲之注，甫及半，余大病幾死。自丁卯正月迄夏而瘳，弱不任講終，暑期解學，是秋余謝校事，遂使諸生闕然於陳王之詩，甚慊慊也，入冬體氣復元，檢昔之所爲注，重復理之而削綴者又十之四五，至歲除而畢。”見《曹子建詩注》“戊辰春正月四日”之《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版，第1頁。，雖歷時綿長，然特别偏愛陳王之詩的理由何在呢？蓋黄節特重陳王詩歌所展現的教化風詩，故而在《曹子建詩注·序》揭示：“余何勤乎陳王之詩也？陳王本國風之變，發樂府之奇，驅屈宋之辭，析揚馬之賦而爲詩，六代以前，莫大乎陳王矣，至其閔風俗之薄，哀民生之艱，樹人倫之式，極情於神僊，而義深於朋友，則又見乎辭之表者，雖百世可思也。”*《曹子建詩注》，第1頁。指出曹植詩歌是國風之變。因黄節身處世亂之際，對於亂世的詩歌特有感會，故而極推曹植作品是“閔風俗之薄，哀民生之艱，樹人倫之式”是承毛詩序之詩教説而發衍，其深情密意於焉可見，尤其大發感慨云：“後之讀余是注者，儻亦有悲余之悲陳王者乎？”期待後世有能深知自己悲慨陳王之悲意者，此正是校注陳王詩歌作意所在。 黄節揭示後世能知曹植詩歌是國風之變，以詩教爲範，重在曹植詩歌的功能性，而曹詩果真是憫風俗、哀民生、樹人倫之作乎？遂取詩和樂府共七十首爲之作注。選注陳王之詩，非無意圖，主要以陳王詩歌之功能爲導向，意在表述： 嗟夫，陳王詩曰：“孔氏删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余讀之而悲，蓋悲乎人之不如鱗蟲，自昔而然也。 (四)《阮步兵詠懷詩注》：以史言詩 校註阮籍之詩，成《阮步兵詠懷詩注》*《阮步兵詠懷詩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版。一書，內有《詠懷詩八十二首》，前有諸宗元序及自序。 諸宗元《序》云(乙丑臘中)：“若阮公之詩，則小雅之流也。憂時愍亂，興寄無端，而駿放之致，沈摯之詞，誠足以睥睨八荒，牢籠萬有”。特能意會阮籍之詩，非無端而作，故就其詩益以箋釋，欲意辨其志趣，標舉單詞，明旨慎擇，以見阮籍之詩頗有深意，多憂時愍亂之意，但因興寄無端，難以解讀，欲辨其志趣，唯有洞識喪亂之源，方能審其遭逢，通古今之變，故而以三年時間甄綜衆説，以史言詩，完成阮籍詩注，實則是藉阮籍之詩來自澆塊壘。 黄節《自序》(丙寅正月二十日，宣武城南寓齋)又云： 世變既極，人心益壞，道德禮法盡爲奸人所假，竊黠者乃藉辭圖燬滅之，惟詩之爲教最入人深，獨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饑渴，余職在説詩，欲使學者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於人之爲人，庶有裨也……鍾嶸有言，嗣宗之詩源於小雅，夫雅廢國微謂無人服雅，而國將絶爾，國積人而成者，人之所以爲人之道，既廢國焉得而不絶……余亦嘗以辨别種族發揚民義垂三十年，其於創建今國，豈曰無與？然坐視疇輩及後起者藉手爲國，乃使道德禮法壞亂務盡，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詩莫繇，天下方毁經又强告而難入，故余於三百篇既纂其辭旨，以文章之美，曲道學者蘄其進闚大義，不如是，不足以存詩也。今注嗣宗詩，開篇鴻號……嗣宗其小雅詩人之志乎？故余於其事不敢妄附於其志，則務欲求明，不如是，不足以感發人也…… 此段自序最能抒發其《詩學》與注疏諸書的初心。黄節論詩，重在詩歌的作用性，對家國而言，在亂世亟思重振，對個人而言，則在感發小雅詩人憂憫時局之心情。不僅論阮籍之世，亦論當時發揚民義之意，遂以詩歌重振禮法道德，先有三百篇辭纂，後有注詩之諸作，意在求明詩，以感發人心。故而，黄節注阮籍《詠懷八十二首》時，題下注云：顔延之曰：“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李善曰：嗣宗身仕亂朝，恐罹謗過，因兹發詠，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並以案語指出：晉書本傳記載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又揭示：阮籍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斯則詠懷之作所由來也。而臧否之情託之於詩，一寓刺譏，故東陵吹臺之詠，李公蘇子之悲，園綺伯陽之思，高子三閭之怨，遞見詩中。此即是李崇賢所謂阮籍詩歌多隱避者。而陳沆也説：阮公憑臨廣武，嘯傲蘇門，遠蹟曹爽，潔身懿師，其詩憤懷禪代，憑弔古今，蓋仁人志士之發憤焉，豈直憂生之嗟而已哉。” 黄節臚列顔延之、李善、陳沆之説，是知其意在發言玄遠，以表憤憤不平之心。 又在《詠懷詩八十二首·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詩歌之下其下注：“何焯曰：籍之憂思，所謂有甚於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揭示阮籍詩歌非無謂而作，其憂思，非注家所能知者，黄節對於詠懷八十二首之説，採輯各家之説，指出阮籍之詩，非一時之作，一首必須以一首讀之，不能强將八十二首牽强貫穿説詩，若指上中下各詩之間，各有所指，皆非能知阮籍詩旨者，此乃黄節與前人所論不同之處。 (五)《鮑參軍詩註》：睹世變而注詩 黄節選注《鮑參軍詩註》共四卷，乃據錢振倫注釋再予以補注集説。書前有虞炎《鮑照集序》、張溥《鮑參軍集題辭》、錢振倫《序》等作，其中張爾田《序》(癸亥年撰)云：“順德黄子晦，聞劭敦行，學無所不闚，而獨昌於詩，其詩歷宋之後山、宛陵諸家，盡規其度，又浸淫於漢魏六朝古樂苑被聲之詩，得夫古所謂風者而好之，悉發篋藏，闢幽鐍，創爲之注，融澼金膏，芟擿孔翠。”*《鮑參軍詩注》，臺北華正書局1975年版，第6～7頁。指出黄節好古風，出入陳後山、梅堯臣等人之間。 又順著張爾田所云，揭示善作詩者，未必善注詩；而賢人君子睹世變而知作詩無益遂不復作詩，致使“玄黄閉，情靈雍，民之揫傷癄抑”，乃至於舉世嘆詩無益而不復作詩，如此一來，於世何益？黄節乃窮力疏瀹詩學以恢復詩教。 黄節又在《鮑參軍詩補註自序》(癸亥十二月撰)揭示鮑照之作，用典隱晦，而章法奇變，皆意有所指，例如卷一，《樂府·採桑》：“……盛明難重來，淵意爲誰涸，君其且調絃，桂酒妄行酌。”校注引吴摯父曰：“孝武宫闈凟亂，傾惑殷姬詩，殆爲此而作。”是以揭示作詩的本事爲主，再如《代蒿里行》校注引吴摰父曰：“此當爲孝武挽歌，天道與何人，蓋爲明帝之殺廢帝而作。”凡此黄節皆用以知時變迂迴感蕩心志而注詩，回叩相同的時代情境。 (六)《謝康樂詩註》：寓寄本事 黄節選注《謝康樂詩注》，其意何指？黄節《謝康樂詩注序》自云：“……余自辛酉爲謝詩作注，據宋書本傳，考其詩，知弱侯所編後先失序，乃次康樂之行事重編其詩爲四卷，注成已閲四年，甲子夏復爲删補而點易者，又十之二三，蓋已三易稿矣……”是知該書向爲黄節所重，故而四年三易其稿，其重視可管一斑，其後又云：“嗟夫，康樂之詩合詩、易、聃、周、騷、僊、釋以成之，其所寄懷每寓本事，説山水則苞名理，康樂詩不易識也，徒賞其富艷，唐宋以後淺涉其樊者知之，近世若汪師韓不解謝詩，所著詩學纂聞，至以玅辭目爲累句，世士惑焉，由此觀之，康樂詩之散亡亦坐不爲人識，嗟夫，非無故也。”揭示汪師韓注謝詩，祇是以妙辭視爲累句，不知謝詩深有本事，寄懷其中，所以後世指其富艷難蹤詩風是淺涉其詩者，不足爲式。 黄節甚至在詩歌之下注釋，另有會意，例如樂府《善哉行》，注云：“此詩用之反言若正，皆歎晉宋君德之衰也。陰灌陽叢，凋華墮萼，言陰陽雖生物，而物不能自保其盛，亦喻宋君德之衰也。”，又注引吴摯父曰：“此感晉宋嬗代。”黄節善以感發詩人之志，以應合自己處亂世的心情，乃别有會意。 五、黄節詩學論述與回叩身世感蕩之意義 從詩學意藴觀察黄節所論，皆與個人身世、家國變局相關涉，其論詩亦回叩時代之需求： (一)詩教關乎國之興微 黄節《詩學》開宗明義即揭示詩教與國家興微有關，面對時局變亂，如何可能以詩歌、詩學救國？其云：“義寄詩，俗行國”，“義廢國微”是他確切的主張，國家之運關乎詩教。 黄節好友諸宗元曾在《阮步兵詠懷詩注序》中云：“吾友順德黄君以史言詩，復通經術，既嘗爲漢魏風詩鮑謝二集之箋注，循誦阮詩，奮然命筆，草創迄今，時越三載。”揭示黄節一生心意皆在“以史言詩”，而黄節亦曾在《阮步兵詠懷詩注自叙》中云：“世變既亟，人心益壞，道德禮法盡爲奸人所假竊，黠者乃藉辭圖燬滅之，惟詩之爲教，最入人深，獨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饑渴，余職在説詩，欲使學者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明確揭示自己以詩歌來達到“理性情”的效能，主要是對治於時亂世變而道德禮法燬滅，但是，詩歌並非明達可讀，例如阮籍之詩，有憂生之嘆，然文多隱避，難以情測，故而以箋注方式以揭其志。 蓋自鍾嶸以降，即指出阮籍之詩源出於小雅，小雅廢而國家絶微，黄節對照當時的處境亦云： 余以饑寒交困，風雪窮冬，茅棟孰憂，妾御求去，故鄉路阻，妻孥莫保，暮齒已催，國亂無已，而獨不廢詩，余亦嘗以辨别種族，發揚民義垂三十年，其於創建今國，豈曰無與。然坐視疇輩及後起者藉手爲國，乃使道德禮法壞亂務盡，天若命余重振救之，捨明詩莫繇，天下方毁經，又强告而難入，故余於三百篇纂其辭旨，以文章之美曲道學者，蘄其進闚大義，不如是，不足以存詩也。 (二)時局與詩史的重影疊構 考述淵源，在清代詩話當中，論述詩學流變者有葉燮《原詩》、沈德潜《説詩晬語》、毛先舒《詩辨坻》等，另外張謙宜《絸齋詩談》評論漢迄清代各家詩歌、趙翼《甌北詩話》亦有論唐宋元明諸家詩，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亦概論各朝詩歌之流變，這些皆是先於黄節《詩學》述詩歌流變之始，其間的因承變化，可知黄節之論述淵源有自；復次，論各代詩家典範者有賀裳《載酒園詩話》論四唐各家詩人，其下再續論宋代各家詩歌，田雯《古歡堂集》則以論詩歌各種體式之典範詩家及詩歌爲主，《西圃詩説》先論詩歌起源，再論各體詩家之作品，劉熙載《詩概》亦詳論各家詩特色，此皆先於黄節論各家詩歌風格與典範，可知黄節對清詩話之承變關係，非一己憑空論述，而是前有所承。 從晚清迄民國時期，中國詩學史迭經數個演繹階段：其一，舊派學者繼承傳統詩話之表述方式，包括四大流别，桐城以方東樹爲主，同光體以陳衍爲主，漢魏六朝派以王闓運爲主，中晚唐派以李慈銘爲主；其二，維新派的梁啓超曾經指出中國“專制久而民性漓”，提出“新民”口號要重鑄國魂，倡導“詩界革命”，提出“以我手寫我口”的理念；其三，南社革命詩歌團體，以柳亞子、馬君武、林庚白等人爲首，其四，國粹派以章太炎、劉師培、黄節、吴宓等人爲主；其五，五四新文化運動則以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人爲主。復次，攸關民國詩話，據張寅彭所編《民國詩話叢編》有三十七種、二十八位作者，大抵可以區分爲三系：存録故實、闡發詩學，及兼存故實與論詩者，檢視三十七種詩話，從闡發詩學的視域觀之，其中有丁儀《詩學淵源》，能論述各種詩歌體式，品評各家詩人附略小傳，其次爲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録》將詩家比賦爲水滸傳中的英雄好漢，再次爲錢仲聯的《夢苕盦詩話》系統化地詳論清代名家名作。有關整理故實者，多以清代或近代詩人軼事爲主，比較有系統的是郭則澐《十朝詩乘》以詩話補史的方式，詳録十朝詩家典故軼事。其中，黄節《詩學》凡分七章，以結構性的方式演述中國詩歌流變史。 《詩學》爲黄節北大上課講義，共包括七部分：詩學之起源、漢魏詩學、六朝詩學、唐至五代詩學、宋代詩學、金元詩學、明代詩學等諸朝代，唯獨不論清代詩學。復次，黄節《詩學》鉤稽歷代詩歌流變史，並對典範詩人多有評騭，此與葉燮《原詩》、沈德潜《説詩晬語》、劉熙載《詩概》有異曲同工之妙，同爲述源流、定品評，將中國詩歌流變史作一簡明概要之勾勒。又如陸侃如、馮沅君合著《中國詩史》在《詩學》數年後出版，其間對於詩學史觀之因承與新變的關係，可相互作一參照，以史觀來凝視這一路相承相變詩史的演繹脈絡，是前有所承，後有所開。 黄節論述詩史時，以《詩學》一書來重構整個中國詩歌流變史，而此一流變史，實則從歷史視角宏觀整個起承變化。“以史言詩”是黄節的初心，而以詩歌來“理性情”是其主張的效能，故而在建構詩史的過程中，實寓有“憂生憂世”之嘆，論漢魏詩學，重在辭之演進的意義，由四言簡奧到七言的音聲闡緩；論六朝詩學則重在“辭”與“勢”之間的關涉，並且循鍾嶸之説，爲六朝詩家確立源流體系，以逆溯典範所由；論唐迄五代詩學，各體詩學，各家詩風各有所長，是能變頽靡氣格而成一代各體詩歌皆備；論宋詩則多從各家詩風各有獨特風格論起，西崑辭務研華，蘇舜欽平淡豪俊，梅堯臣旨趣古淡，王安石整高體下，凡此等等具現黄節對各家詩風之體認；論金元詩，金人唯元好問一人可爲一代之詩，而元代詩歌氣不清詞不雅，是文章與風俗相繫之例證之一；論明詩則步趨唐詩軌轍不足觀。由是觀察黄節論各代詩歌流變，多從世變入手，反映個體對時代之感受，也將這種感受化爲對當時民國新變之際的投影。 (三)借古喻今的生命情境表述 所謂的“傳記情境”即是作者對治的生活情境，背後透顯的是個人的生存欲望的開展與希求。在相同的歷史情境及知識結構變易之下，不同的詩話作者所要處理與面對的人生課題各自迥異。*舒兹(Alfred Schutz,1899～1959)著，盧嵐蘭譯：《舒兹論文集》第一册(Collected Papers Vol.1: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版，第30～31頁及該書《導論》第3～15頁。此即“傳記情境”之要義。故而黄節的表述方式是個人呼應時代的方式也是個人日常生活世界的意義結構。 愛德華·希爾斯《論傳統》曾指出傳統對人的行爲具有規範作用與道德感召力，並非虚構的敵人，理性的傳統亦可援用與繼續傳承的，可用來探討黄節面對傳統與現代之際，仍以傳統詩話與注疏方式著述，乃是對傳統的一種承繼與存在感受的結合。復次，文學之生産與發表、出版密切相關，發行圈與文人圈、大衆圈之間的職能、發展與界限亦密邇相關。文學如何藉由出版成爲介入社會的産物，同時也帶動知識權力的呼應與流動，傳統詩話又如何藉由講學成爲知識傳遞的媒介與管道，其中透示知識分子建立知識的分佈之重要性*參酌《知識社會學：從古騰堡到狄德羅》(A Social History of Konwledge:FromGutenberg to Diderot)。，利用論述進行知識傳播、行銷與接受者之間的關係。*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賈士蘅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版。掌握發聲，以著述形成知識主導權或宣傳權，纔能考察、分析其間流動變易的過程，證明自己在詩學評論史上的在場與發聲。黄節運用詩論作爲授課講義，作爲傳導詩義功能，又以注疏六書揭示微言大義，皆爲知識傳播的方式，黄節校注六書，五書爲詩家，一書爲專書，在傳統與新變時代接軌過程中的一種表述方式，以詩論揭示功能性，以注疏詩家來扣合個人感蕩之臆氣，也是另類的發聲方式。 何以在面對新文學運動時，仍然堅持以傳統校注及撰寫詩話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文化立場。整體而言，可重新開啓觀看的視野並豁顯其意義： 其一，從文學史或文化史觀察，諸多論述與叙寫皆將傳統與當代截爲兩段，而在接榫時期的民國文學史卻未及古典詩學的論述，透過黄節可重新理解偏重於白話文學書寫的的現代文學史，將傳統詩話納入民國階段的研究當中，同時也開啓這段被忽視的民國詩話書寫的現象。 其二，接續中國詩話史的叙寫，增補民國時期詩話之衍變情形。目前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雖然寫到“民國詩話”，雖提及“白話體之詩話”及“文言詩話”，並且專節討論《魯迅詩話》及《沫若詩話》，然內容多政治傾向，不足爲式，黄節以降，諸多詩話論著可增補民國時期詩話的實質內容。 其三，釐析民國時期詩話作者黄節的生活情境、撰述心態，乃至於叙寫意圖，以考察在世變之下，文人生命情境的表述，選擇以傳統詩話作爲發聲利器，以表抒自己在場與存在的境遇感，同時也承接清代以降的詩話傳統。 其四，爬梳民國時期之詩學理論的面向，冀能透示中國古典詩評，流轉到民國時期，瞭解分唐界宋之下，詩評家擇取與分流發展的情形如何，以補傳統文學史未能撰寫民國詩學發展的此一區塊，同時也補足民國時期，在新文化運動、白話文學如火如荼發展之下，仍然有詩話爲傳統詩學進行發聲。跳出傳統論述詩話到清末必定曲闌人散之説法，或是走向衰亡之説法，冀能平實地揭開這一段被遮蔽的文學評論發展過程，在清末民初扮演接軌的意義性。 結 論 黄節爲清末民初的學者、詩人、革命家，其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曾創辦國學保國會、《國粹學報》，參加文學革命團體南社，曾任廣東省教育廳長、孫中山大元帥府祕書長等職，最後，辭官執教於北京大學，前期轟轟烈烈、叱吒風雲，後期隱退北大教書。面對傳統與現代的交接與變革，黄節早年積極保存國粹，並且宣揚西方文明，到了中晚年，選擇回歸北大教書，撰有《詩學》凡二萬餘字，從《詩學》七章之結構性表述，顯見其早已形成自己的詩學體系與藍圖，也就是説撰寫《詩學》作爲建構詩學史觀，不僅從選詩定篇，也從論述著手，是一位有論述有編選作品的文學家與學者，透過《詩學》來建構詩歌流變史的圖像，而以校注的方式來抒寫自己的感懷，沈深的內裏則欲建構自己的詩史觀，此一詩史觀對前行往代有因承與新變的部分。 其中，《詩學》一書採用流變史的方式，鉤稽詩經以降迄明代之詩歌流衍的概况，既有“史觀”，又能品銓詩家優劣，標舉風格典範，更能糾舉名家名句，是能宏觀，亦能微觀，顯示體大思微的綿密系統。此外，校注漢魏六朝詩歌，包括：《漢魏樂府風箋》《魏文武明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詠懷詩注》《謝康樂詩注》《鮑參軍詩注》等書，選擇這段時期的詩家作注，是基於詩歌審美藝術的要求而賦予六朝詩歌美典的銓評，同時也是基於家國離亂而有個人感蕩身世，蓋陳獨秀批評保守派林紓、姚永樸、姚永概等人爲“桐城餘孽”，又批評章太炎、劉師培諸人爲“選學謬種”，事實上，關注傳統文學者，常被稱爲保守派的文學家，然而新派的魯迅亦有傳統著述，曾編寫《中國小説史略》，鉤稽《古小説鉤沈》等書，對六朝文學亦下過相當功夫，當時一群知識分子共同關注六朝亂世，研究六朝似乎是一種特别情境的契會。而黄節亦大量校注漢魏六朝詩歌，有其存在的感受及個人獨特的審美趣味，存乎其中。 職是，本文論述黄節，旨在揭開民國時期被隱蔽的文學現象：其一，揭示黄節面對帝國與民國交接之際，選擇以書寫傳統詩歌、詩話形式、校注各種詩集，作爲自己論述、發聲的基石，以面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擊。其二，探勘黄節《詩學》及魏晉各家詩集校注之學術成就，揭示其建構詩史過程中所要透示的意向性，乃用以對照自己生命情境之表述。其三，論述黄節由早期積進的革命知識分子，進而成爲後期學院中的“保守派”，其心路歷程的迴轉，以及在世變之下的“常”與“變”“保守派”與“革新派”之悖逆與衝突固守傳統的心意所在，實是感蕩意氣的流轉。其四，嘗試爲黄節找到論述詩學的意義，經由“以史言詩”“以詩興國”的意圖欲達致詩教的功能性與目的性。是故，黄節編寫詩歌校注及撰寫詩話專書《詩學》即是“論詩存史”與“注詩寫志”雙軌並進的書寫策略，值得特别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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